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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执政卿:轴心时代的文化主体

时间:2015-09-17 00:20
  

春秋执政卿:轴心时代的文化主体

导言

    对于春秋执政卿,罕有研究者将其与轴心时代的文化主体相联结。这是为什么呢?

    春秋时期执政卿的主业为朝政而非著书立说,虽然他们是延续500年的时代精英,但其思想仅仅散见于执政实践之中,缺乏系统性的论述。这使得历来的研究者对之缺乏关注,更难将其与轴心时代的文化主体联结起来,看作一个总体。

    不知从何时开始,对历史的“不在意”成为一种弥漫于儒学研究中的思维惯习。我们只在意思想,在意用“哲学儒学”的方式建构思想,而不在意这些思想从哪里来,怎么来的,为什么而来。思想与思想者剥离,对话性与主体性被“过滤”,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不在场”,甚至要求被“清场”。显然,在这样的语境下,春秋执政卿与文化主潮的关系问题是很难形成“问题”的。

    很多学者认为,轴心突破是由以孔墨老为代表的士来完成的。先秦时期的士特指“游士”。由这个“游”字,大家格外地强调了士作为文化主体的唯一性。认为有资格于轴心突破中担起中国文化主体的人,一定要像士那样,从“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中“游”离出来。只有游离出来,才有可能发展出“一个更高的精神凭藉可恃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这种精神凭籍,即所谓‘道’”。换言之,“各有职事”是轴心突破的障碍。“各有职事”的执政卿就这样被排斥在主体之外了。

    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春秋执政卿被忽视也就难以避免了。

    礼是三代文化遗产的总称,三代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其价值基本都系于礼之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春秋以降,所有的“大事”都与礼的破坏有关。而对这些大事最“身临其境”的,正是各国的执政卿,他们对这些大事最先发声。

    处于危机中的礼,其重要性空前而集中地表现出来。这一情势,决定了一个安于职事的卿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他的时代。阐发礼的价值与意义,尊重、维护发扬礼所代表的文化之结构、秩序、伦理。这是执政卿们的宿命。

    礼是春秋时代所有重要观念的落脚之处,这是学界的一个共识。而在这些构成后来儒学产生之思想根源的观念背后,无一例外地闪现着执政卿的身影。执政卿的思想论述是分散的,不系统的,但以礼为依托,天与天命、德、尊尊与亲亲、仁、义、敬、信、忠、和等联结成为一个观念整体。

    各国执政卿也依礼结成一个“据礼论道”的思想集团。所谓“据礼”,是说他们面对时代变局时,总是持有同一个根本尺度——礼;所谓“论道”,是说他们总力图由礼求道。道存在于传统中,而礼是传统中的传统,是历史意义所在,是存在方式,是知识、价值观和历史意识的基本结构。阐发礼就是发展更高的精神凭籍。也正是基于“据礼论道”的思想方式,一个“道”字成了标识中国人哲学思维的核心范畴,犹如“逻格斯”之于古希腊,“如如”之于古印度。诸子时代的儒、法、道、墨,秦汉的董、马、扬、班,无不以“道”为终极追求。然而,他们正是沿着执政卿的步伐走过来的。

    据礼论道是一个由各国执政卿主导的思想创造过程,其结果:第一,有着共同的政治身份和知识背景的卿大夫们,在历史意识、文化情感、价值观念以及表述方式等诸方面都表现出鲜明的“类”特性。通过据礼论道,他们实际地形成了一个思想集团。尊礼重信,严祭祀、重聘享,宗姓氏族,宴会赋诗,赴告策书……卿大夫们忙碌的身影,透露出一种时代气象。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文化主体。第二,三代之礼是中国精神的自在形式。卿大夫集团以据礼论道的方式,将这一精神从自在的沉睡中唤醒,向着自为转化,亦即哲学的突破。王官之学是古代学术的总汇。执政卿们通过“据”和“论”,把它从遗产变成了“资源”,从没有温度的“死东西”转化为“春秋一场大风雅”,从一个抽象而残缺的文化世界,转出一个充满时代气息,微笑着等候以道自任之士进入的思想世界。第三,通过据礼论道,执政卿主导社会形成了体现共同的历史意识、文化情感、价值观念的人人“言”礼的文化心理。共同的文化心理所呈现的礼,看上去很美。其魅力足以感染每一个人。它使德行变成一种气度,让传统升华为操守,将价值观转化为一种风尚。它孵化和培育以道自任者,召唤其为道立命。它预设了以孔墨老为代表的士的思想路向与精神风貌。

    据礼论道也是一场文化与历史的对话。不过,在对话的思想框架中,士与历史世界的关系只是阶段性的。早在士之前,宏观的对话关系已然建立,主体是执政卿集团。从时间和深度看,士与历史世界的对话是对以卿为主体的对话的一种“接着讲”。在对话中,“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的执政卿离礼最近,最有条件据礼论道率先应对历史的冲击。在“礼崩乐坏”这一特殊的客观情势下,“各有职事”非但不是轴心突破的障碍,恰恰让他们有资格成为时代精神的引领者。从“卿”到“士”,以思想的方式,将中国文化的真脉一以贯之,他们前后相继,共同成为轴心突破的主体。借助对话和据礼论道,作为前儒的卿对于儒家的影响显现得层次井然,是可以讲清楚的。反之,仅从士说儒则让人感觉儒家凭空而降。试想,如果从士进行思想创造的背景中,把卿集团所有的印记删除,那背景就会成为一片空白。王官之学,三代之礼只是个抽象的存在。士如何于空白中发展出一个更高的精神凭籍来?《论语》开明宗义就是要学习。学习的动力来自哪里,为什么学习最重要的内容是礼?礼之可爱何在,礼之可信何来?让士义无反顾地选择以道自任、以道自负作为托附生命之事业,道理是什么,合法性又是什么?如果否定执政卿的文化主体性,不但这些问题难以回答,就连士本身所具有的学识、风骨、价值观、文化情感、历史意识以及表述方式也需要说清楚来历。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我们决定以“春秋执政卿与轴心时代”为主题,启动“中国路径”的第二轮讨论。我们约请曲阜师大国学院的学者撰写第一批论文,期待更多的关注,以及更富价值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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