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故乡的秋收（回首·散文）

　　　　 故乡的秋是美丽的季节，是丰收的季节，是飘满了烤红薯、煮玉米的香味的季节。　　 在我的记忆里，秋的开始并不是源自于树叶的枯黄，也不是节气的变化，而是父亲推进家门的自行车。自行车的后座上横架着一条细长的鼓鼓囊囊的帆布口袋。帆布口袋里装满了鲜红的柿子。每当我看见父亲推着载有鼓鼓囊囊的口袋进家门的时候，我的大脑里就会浮现出令人馋涎欲滴的软甜的蛋柿和甜脆的温柿子。　　 每到初秋的时候，父亲都会外出且带一口袋柿子回来。分给别家一些，剩下的把软和的挑出来给我们吃；再挑一些没有创伤的，让母亲给我们温了，脱了涩味，给我们吃；再剩下的，母亲就会洗干净了放在瓷坛子里酿醋，酿的醋够我们一家人吃大半年。　　 每当父亲把柿子带回家的当天晚上，母亲就会把柿子放进温水锅里，闷一晚上，等到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我和弟弟妹妹就会一人拿上几个，嘴里咬一个，书包里揣几个慢慢吃。那种糯甜的感觉只要一想起温柿子，还会在齿颊间萦绕的，勾引着人的馋虫。　　 每当吃柿子的时候，就是生产队挖红薯的季节。那时候，生产队会把红薯地按人口分到家庭，以家庭为单位挖运，交给生产队统一收藏。等到生产队的红薯窖都藏满了，就把剩下的红薯按人口的多寡分配给家庭。每当挖红薯的时候，学校都会放假，于是，满红薯地里都是老人孩子，非常热闹，到处都洋溢着快乐的气氛。父亲在前面用粪耙挖，母亲、我和弟弟在后面整理。先把红薯从红薯蔓上摘下来，然后清理了上面的泥土，掰掉多余的根须，把红薯一小堆一小堆码好，等到天晚时就装进竹笼里运回生产队上缴。　　 整理红薯是很快乐的，尤其是看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红薯的时候。有的很大，足以和篮球媲美，我们就叫它红薯王；有的像小鸟，有的像乌龟，有的像牛头……我望着手里的红薯展开想象，心里充满了无穷的快乐，往往因此而忘记了整理红薯，被父亲痛骂，但我还是乐此不疲。在整理红薯的时候，我能够通过红薯的皮判断红薯水不水，甜不甜，面不面。有一种红薯的皮很奇特，掰开来，瓤子是粉红色的，我们叫它做北京梨，削了皮生吃很甜很脆。一旦发现了这种红薯，我都会和弟弟争着吃的。有一次，我因为激动，拿铅笔刀削红薯皮的时候，竟然削掉了左手食指指尖的皮，鲜血伴着钻心的疼痛涌了出来。我赶紧捏起土块，捻碎，洒在伤口上。虽然鲜血一再冲开土屑，但我一再往伤口上撒土屑，直到鲜血被土屑糊住为止。等到血不再流的时候，我还是会继续削红薯并甜甜地把红薯吃掉的。往往这个时候，妈妈就会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在吃红薯的时候吃柿子，否则，红薯会在肚子里变成石头的。吓得我们再也不敢同时吃红薯和柿子了。　　 红薯运回家了，顿时，整个村庄便飘满了红薯的味道。蒸红薯软糯香甜，在灶膛里边做饭边烤出来的红薯外焦里嫩，是另一种粘糯的奇香；用红薯混合面粉做的鱼鱼，调上葱花臊子，再调一点油泼辣子，更是味道鲜美；我更喜欢的是红薯面饸饹，尤其是凉的，用开水一淘，调上油泼辣子和葱花臊子，有一种特别的鲜美。　　 红薯收完了，玉米也成熟了。父母收完了集体的玉米就带着我们兄弟利用周末收获我们家自留地里的玉米。我们钻进玉米行子里，把壮硕的玉米棒子掰下来，扔进随身携带的粪笼里。等到粪笼满了，就把粪笼提出去，倒进地头两头都插上了柳枝编成的笆子的架子车车厢里。每当这时，只要遇见村里的伯伯或者爷爷路过，父亲就会给他们打招呼，互发旱烟或香烟，点燃了蹲在地头闲聊，而把活扔给我们去干，直到架子车装满了为止。　　 玉米运回家，就倒在仅有一米五宽的窄窄的院子里，堆满了奶奶卧室窗下的檐台上，直至半个院厅。运完了地里所有的玉米，我们下午一放学回家，就被父亲安排着帮父母剥玉米皮。我们一家人就席地围坐在玉米堆旁，边说话便一层层从棒稍把皮撕开，扯到棒根，但不剥掉，然后扔到父亲的身前。父亲就把我们剥好了的玉米，顺手捋直玉米皮并攥紧，然后两根一对两根一对编结起来。有时候，串门子的叔叔婶婶们也会加入剥玉米皮的工作，我家的玉米堆旁就更加热闹了。因为玉米量大，每天都会剥到深夜，剥到我们兄妹都坐在玉米堆旁打瞌睡时才会停止。等到我们睡了，爸爸妈妈还没有睡，他们在睡觉前还要把编好的玉米有秩序地搭在竖起的木椽上或树干上。等到第二天早晨上厕所的时候，就会发现后院竖起了两个将近一米直径高达三米余的金黄的玉米柱子。就连树枝上也三三两两地架满了玉米棒子，异常壮观。第二天，走进村里，就会发现，整个村子都变成了丰收的金黄色。有的人就直接把玉米缠绕在门口的树干上，有的人则把玉米挂在门房屋檐下架起的横椽子上。没有门房的人家的玉米柱，则会伸出它们高高的头颅，从矮矮的土墙上方探头探脑，也随着人们看热闹。从此，这些玉米就要在露天里慢慢风干，等到冬天闲暇时，一家人再围坐在放在房间里的两米余直径的大蒲篮旁慢慢地剥玉米粒，那又是一个个繁忙的夜晚。　　 父老乡亲们在架玉米的同时也没有闲着，一直随着生产队长的安排收拾着田地，播种着小麦。等到架完了玉米，地里的小麦苗也探出了嫩绿的头颅，故乡的大部分土地都被绿油油的小麦苗覆盖了起来。因着土地的肥沃或者贫瘠，麦苗呈现出黑绿或嫩绿两种颜色，给予了渭北旱塬上贫穷的人们殷殷的期颐和希望。　　 麦苗高了，生产队的活路也就少了，人们把主要的精力就转到了为来年储备粮食上。那时候，我们的主粮不是小麦，甚至连玉米也是奢侈，而是红薯干。每天下了工回来，吃完饭，母亲就开始用专门的工具擦红薯，把一个个红薯擦成两毫米薄厚的红薯干。放学回来后，吃过饭，我也要加入擦红薯片的行列，直到瞌睡侵袭实在撑不住为止。第二天黎明时分，我和弟弟就会在爸爸的呵斥声里爬起来，迷迷糊糊地帮父母把一竹笼一竹笼的红薯片装上架子车，并运到村西头的麦田里，把红薯片均匀地撒在麦苗上晾晒。等到旭日东升的时候，麦田里已经雪白一片。这时，我和弟弟也随着被冻得发红的双手彻底清醒过来。每当我们把架子车送回家里再跑到学校时，已经迟到了，只好站在教室外面朗读课文。　　 经过几天的晾晒，前几天晾晒的红薯片已经干了。晚上放学回家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妈妈把红薯干收起来运回家储存起来。奶奶和妈妈也把一部分红薯干在村里的碾子上碾碎，再在石磨上磨成粉。从此，家里的餐桌上就有了红薯搅团、红薯面鱼鱼、红薯面饸饹等美食。　　 与此同时，父母挑选出有伤疤的或水分大的不易保存的红薯，拉倒村西头庙里擦红薯沫。　　 西头庙说是庙其实并没有神像更不用说和尚了。只是三间窑洞，再紧贴窑洞门脸盖了三间瓦房而已。五保户张保住在里面兼看门。擦红薯的机器就安装在最里面的那孔窑洞里。乡亲们每家都分了许多红薯，来擦红薯的人很多，排起了好长的队，都延伸到庙门口了。我的任务就是排队等候。　　 西头庙是我的乐园。它里面除了能擦红薯沫之外，还是其他生产队临时请来的匠人的工坊。有熟牛皮编牛皮绳的，有做马驴拥项（戴上它有利于劳作）的，有弹棉花的机器，还有做豆腐的，等等。只要有闲暇，我就会去西头庙参观，忘我地研究着匠人的工序、动作，虽然到头来只满足了好奇心而已，但却给我带来了难得的快乐和幸福。于是，在漫长的等待中，我回忆着在庙里曾经看到过的那些在我眼里稀奇古怪的事情，反而一点都不觉得时间的漫长了。　　 终于轮到我打红薯沫了。掌管机器的叔叔把红薯倒进机器的进口，用带把的木板顶住红薯，就听见红薯被擦轮使劲擦错时发出的痛苦的惨鸣。很快，散发着甜香味的红薯沫就从机器的出口慢慢地涌进了放置在出口下的水桶里。满满几笼红薯只打了三桶红薯沫。　　 回到家里，父亲已经在院子里做好了过滤淀粉的架子。他把一根椽子横架在界墙上和房檐下的椽缝里。再用绳子把一个用两根两米长的钢木做成的能活动的十字架吊起来。十字架的四端绑着一个本色的细沙布包的四角。布包下放置着一口巨大的粗陶水缸（我们那里人把大水缸叫做海瓮）。在海瓮的一旁，父亲已经放置了一大盆凉水还有满满的一担井水。盆子里飘着一只劈成了一半的葫芦做成的水瓢。他先把红薯沫倒进盆里，用木棍搅匀。然后就舀了几瓢红薯沫水，倒进布包里。双手摇动木架，使红薯沫水在布包里来回滚动。于是，奶白色的汁液就随着布包的滚动从布包下流淌进了布包下的海瓮里。等到布包下的水变得稍稀的时候，父亲就把布包里的红薯渣用瓢抠出来，倒进一旁的竹笼里，然后再从盆里舀出稀释了的红薯沫倒进布包里，继续他的工作。小时候要上学，需早早睡觉；大了就远离了家乡，我从来没有完整地看到过父亲过滤红薯沫。等到第二天我要上学时，就发现放在院子中间的水瓮里和檐台上的瓷盆里的水已经变得异常清澈，而在清澈的水底，就是雪白的红薯淀粉。而那些灰色的红薯渣，已经被母亲团成一个个烧饼大小的饼子，整齐地贴在厦房的墙壁上了，异常壮观。等到中午放学回家，家里的瓮盖上、木堆上、矮土墙上已经放上了或大或小的圆圆的半尺厚的雪白的淀粉饼了。那就是挂粉条、做凉粉的材料。　　 每当做了淀粉，母亲都会给我们做一次炒粉的。每当我放学或者在外面浪完回到家里，闻到一缕混合着蒜和葱花的特殊的香味的时候，就知道母亲做了炒粉，立马就会扔掉书包，飞跑进厨房，流着口水，看母亲用铁铲翻搅铁满满大半锅凉粉块，恨不得马上就能吃到炒粉。终于炒好了。我们兄弟争抢着摆好饭桌，把爸爸、妹妹们召唤到饭桌前。一坐下端起碗，我就急不可耐地往嘴里刨了，谁知道炒粉外温里烫，烫的我赶紧用舌头把炒粉在嘴里左右来回搅拌，直到不烫为止。　　 秋季的结束不仅仅因为树叶的飘落，还因为每家每户房门两旁挂着的串起来的红辣椒。故乡人利用空闲时间，把红鲜辣椒一针一线串了起来，然后挂在房门两旁慢慢风干，既做了装饰，预示着来年又是一个红红火火的丰收年；还为冬季做香喷喷的油泼辣子准备了丰富的材料。它给予了故乡人以希望，也在故乡人的心里，燃起了快乐的火焰。　　 秋收终于结束了，冬也即将到来。看到灰蒙蒙的天空，我想到了雪，想到了令人垂涎欲滴的烤玉米面馒头夹油泼辣子，更想到了那香喷喷的炒凉粉。那是秋对我的馈赠，也是故乡深埋在我内心深处的美好的记忆。　　 　　 2016年元月16日于渭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