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合老师

　　靳水合老师是我小学四年级的数学老师，他是我家对门芳姐她三大（家乡人称爸爸为大，叔叔分别为二大、三大，以此类推）。在我的记忆里，他凶悍蛮横，他信奉的教育信条是：“棍棍底下出人才”。我们四年级二十多学生没有不领教过他的“功夫”的。他是一个民办教师，80年代的中小学，大多教师都是民办或代理教师,一个村小学点有一个吃公家饭的教师都是金贵的。我们新民村小学当时只有校长据说是公办的，民办老师中有一些老师根本就缺乏教育理论的学习，因此他们中有许多人对学生教育简单而且粗暴。　　 学生们私下里议论水合的掌故，说他以前是大专生，曾经分配到煤矿，眼见了一场矿难，受了惊吓精神受到刺激，因此便回家做了老师。真实性当然有待考定。印象中，他经常歪着头，经常穿着一件土蓝色的中山装，比较邋遢，大家背地还他“老靳”。我至今犹能记起他教我们数学课们一些情景。　　 四年级上册数学课本不到半学期便教完了。教完那天他问我们现在干什么，学生中比较贪玩的学生起哄说教音乐，大家于是也便齐声附和：“教歌，教歌，教歌！”于是乎那堂课便成了音乐课。搁如今，上数学如果要教音乐，校长非要找老师谈话不可。记忆中他会拉二胡，时不时在我们新民小学尚不到一百名师生的校园里拉起来，还唱“正月里来正月正，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领我们上了横山，一心为共产”。他拉的如醉如痴，仿佛刘志丹真的领导陕北民众闹革命似的。还有“张大妈来刘大伯，叽鼻子瞪眼说闲话……”等等诸如此类的民歌小调。　　 我数学本来就学得一踏糊涂，经他这样一教就更糊涂了。我清楚记得一次四年级上学期数学期末考试只考了了16分，心里万分忐忑难受。这对一个本来数学底子或数理思维不好的学生来说不啻是一声霹雳。我上小学五年级才会四年级的分数加减法，而那时我们已学分数乘除法了。在当时几乎没有一个家长找学校，不能不算是奇迹。靳老师有个嗜好是星期天喜欢留大量的作业，每星期要布置好几个基础练习，要求做在纸页上，星期一交齐。纸页还只能用正面，不能用反面，如发现，要惩罚，打板子，让孩子不寒而栗。我们数学基础差的学生就只有照抄别人的了。我和刘红江等只有抄会玲的作业了，她是一个悟性极好的学生。后来我们才知道之所以不让用反面，乃是因为不能收更多的废纸。我们亲眼瞅见他办公室里有一麻袋废纸。因此我们就把写过的语文练习夹杂在数学星期作业中，往往便蒙混过关了，废纸在过去艰苦的日子里也蛮金贵的。靳老师上课，学生真是如坐针毡，学生稍不注意，包子就打在脸上，我们这里称打耳光为吃包子。学得稍好些犯纪了，就说：“慌慌慌，没名堂，尾（yi）巴还翘哩，我看你能翘到天上。”邻居茂民上课放屁，学生哄堂大笑，被老师知道打出了教室，还骂曰：妈日的放屁都不给我请假。我说的绝非杜撰，是真实的故事。有时学生作业没完，就不准回家吃饭，他自个就先去灶上吃饭去了，孩子肚子饿得咕咕叫。他吃完快来时，大家悄悄且又慌乱地说：“老靳来了。”大家就又安静地补起作业来。　　 有一次正值上活动课时间，靳老师勒令学生到教室做数学作业，还跟学生在操场、在教室周围猫捉老鼠呢。我写以上并不是有意讽刺老师，只是回忆起那个年代教育的落后，感到十分遗憾，希望做教师的能时时反观自己，恪守师德，真正做到教书育人，爱生如子，了解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喜怒哀乐。　　 生活中的靳老师是个很可怜的人，后来他被辞退，离开了学校，靠给乡里人家修理打气筒，喷雾器为生，生活很落拓。老婆有小儿麻痹症，生活难以自理，女儿嫁人后生活不如意，最后好像不明不白地死了。据说是被女婿逼死了，因为留下了两个儿子，所以后来达成庭外和解。但是靳老师的儿子很争气，曾一度做过教师，对学生很好，在学生中很有口碑，靳老师一生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重要，那时候棉田多，虫子也多，他每次给棉田喷药必定要用塑料纸把自己围得严严实实，害怕皮肤上沾上农药，裹得跟套中人别里科夫似的。　　 他就是这样一个有趣且有好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