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薪难难于上青天

　　我县是有名的贫困县，虽然历届政府都声嘶力竭高喊脱贫，但至今仍属贫困县。不过努力总是要的，每届父母官都要搞几项惠民工程，以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因为只有做出显赫的“政绩”才会受到上司的青睐，为自己铺平升官之路。然而贫困县之所以挂了“贫困”二字，就是因为贫困，常常发生财政赤字，连干部职工的工资都没钱发，工程款如何兑现？只好向承包商耍赖皮.于是出现连锁反应,政府拖欠承包商,承包商拖欠小工头,小工头拖欠农民工,最苦的还是县老爷手下的子民。我就遇到过一次维权讨薪的尴尬事，虽然事情已过去十多年,但啥时想起来都令人感到非常无奈和悲苦,对政府部门的冷漠和不作为不能不感到愤慨。　　 那是一九九七年春,县委决定重修河南街大桥,指令城建局负责承建。城建局把工程包给铁三局住榆次的下属单位，法人是刘经理,刘又转包给河北人陈铁棍。陈从他老家带来一部分民工,又从我县招了一批（大约一千多人）。那年我刚退休,苦于没钱负担孩子念书的高额学费,经苦苦哀求陈答应让我去干活,给打混凝土梁的搅拌机供沙，我又介绍同村两个邻居去。年底峻工后县里不兑现工程款,于是层层拖欠,老陈无奈贷款给他河北的乡亲发了工资(也不可能全部发足),我县的人则象征性地每人给一百元安慰费；让大家先拿去过年,承诺来年还来,政府给了钱就给大家补足工资。　　 次年开春老陈不负约又来了,可政府仍然没钱,怀揣失望走了，从此失联，苦了我县数以千记的农民工，白干了一年，只拿到一百元工资。据说河南街桥的造价是一百八十万，政府每年只拨给城建局十万八万,由第一承包人刘经理领走。陈铁棍失联，我县的农民工着了急,找城建局,城建局让找刘经理,好不容易等住刘,刘让向陈铁棍要.并说他已和陈结清账(真假难辩），人们都泄了气,觉得讨债无望了。其实老陈欠我的并不多,不上百元,那两个邻居比我多,最多一人超过千元。我觉得是我介绍他们去的,有责任帮他门讨薪；同时我也很不服气,那年恰赶上温家宝总理狠抓农民工欠薪,报上说凡政府的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追究政府责任。于是我信心十足走上了维权路，哪知这条路比蜀道道还难!　　 我带着我的村邻多次找城建局,人家让找刘经理,我们无从知道他何日何时去领钱,更不知何年何月政府往下拨款。后来听人说找到他也不管，我就转而找政府；先去信访局上访,信访局转给主管副县长,副县长又把皮球踢回城建局。后去了劳动局,一位副局长说,我们还是归政府管,政府不给处理我能有何法；又找司法局,要求法律援助,人家说不属于援助范畴。剩最后一条路了,那就是到法院起诉,我想运用行政诉讼法告政府不作为。岂料法院不予立案，理由是诉讼主体不对,不能告政府,告城建局也不对,只能告工头。至此我也泄了气,觉得若大世界没有农民工说话的地方。　　 一年后听说政府换届了,有一位姓张的升了副县长,而且主管城建；我想新官上任三把火,或许会干一件亲民的事，找找试试！不料我刚说三句话他突然从抽屉里抓出一张纸来忿忿地说:就是你给焦点访谈写的信?你写信也不顶用，我这里也给你解决不了，你只能找城建局！　　 我并没给焦点访谈写信，那年中央正开两会，崔永元搞了个“小崔探会”，我是写给他的。可能小崔转给焦点访谈，焦点访谈又转给县政府，这样循环作业只会让上访者受到打击报复，别无益处。但也许信是别人写的，他抓了我现行，因为欠薪的不止我们几个。是非曲直很难说清，我已无解释的必要，只得无声退出。 　　 后来听说老陈破产了,在太原某地收破烂,很难找到；孙县长因“政绩突出”提拔到专署当上办公室主任，我县成千的农民工为县里尽了修桥义务,只得到一百元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