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舞】我的童年（散文）

　　　　 记得父亲死的那一年，是1966年。作为家中的长子，也就是我的大哥，不过也才十六岁。比他小六岁的我，正好有十岁。　　 离开人世的父亲除了给我母亲留下了一屁股债务之外，唯一能够用来维系一家人生存的东西，就是一把板车。这是他生前用来为全家人谋生的唯一工具。母亲不得不担负起养育我们兄妹五个的担子，能够帮到她的也只有我大哥了。于是，这一年勉强读完了小学的大哥就辍学，跟母亲一道开始了东奔西走的苦难生涯。披星戴月，餐风露宿就像喝一杯清水那么平凡。跟大哥一道辍学的，还有只比我大四岁的姐姐。姐姐要在母亲和大哥离家之后，负责照顾我，还有我的弟弟和妹妹。此刻的弟弟只有四岁，而妹妹只有两岁。　　 那时，我刚开始上学。（或许我们小时候都比同龄的孩子要笨一些吧，都是到了九岁才开始读书。）假设母亲和哥哥不出远门的话，我们的日子还稍微好过一点，尽管一日也只能吃两顿饭。至少我不会因为她们不在，而留给姐姐管理的生活费用完了，得靠我想办法弄钱。钱，这个可耻的家伙，打我记事起就跟我作对，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让我为它省过心。　　 所谓，母亲和哥哥一道出远门，也就是从我的老家谷城往丹江口，或者郧阳市（现在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十堰市）的黄龙滩拉草包。丹江口是在汉江里建设水电站，黄龙滩则是修水库，所以都大量的需用草包。我的家乡谷城素有“天赐山水润五谷”之称，是一个盛产水稻的鱼米之乡，有丰富的稻草资源。稻草就是用来织草包的重要原料。靠着人力拉板车，从谷城到丹江口一个来回至少需要五天时间，而到黄龙滩一个来回就得一个礼拜以上。不管去这两个地方任何一处，母亲走时只可能给姐姐留下五到十块钱。姐姐拿着这笔钱，无论怎样精打细算，还是会在母亲和哥哥回家之前全部花光。哪怕夏天的时候，连一根冰棍也舍不得买给我们三兄妹吃，也还是管不到母亲回来。所以，为了姊妹几个不至于饿死，负责弄钱的责任自然就会落在我的肩上。可想而知，虽说我是一个在读学生，实际能用来上学的时间，并不能达到全日制。总是因为需要自己去赚钱，三天两头逃学。好在我从小就有博闻强记的天赋，就算我无法保证不旷课，成绩倒是一点也不受影响，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　　 我的童年是在家乡的南河边度过的，从小就在水里摸爬滚打，会游泳对于男孩子来说几乎就跟会哭会笑一般简单。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所谓的要去赚钱，自然也离不开水。我至今还记得，南河上游在没有建立南河水电站之前，南河里是可以有木船航行的，至少在我所居住的中码头以下的水域，是可以航船的。那个时候，陆路运输远没有水路运输发达。长年累月，南河里都有木排从上游的深山里，顺流而来，到中码头就算到了终点。这水里的木排可是跟我童年的生活休戚相关。因为，我们居住在河边的市民，差不多家里都有孩子从河水捞起，被放木排的人丢弃的葛藤，标棍（葛藤是用作连接木头的绳索，标棍则是标紧葛藤的支点。）拿回家作为烧饭的柴火。　　 有河就会有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有水就会有船在水里航行，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有船航行就会有造船，修船的船场。有修船的就会有废铁钉更换。我赚钱的门道之一就是捡拾，被船主丢弃的废铁，拿到铁匠铺去卖钱。赚钱的门道之二，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到河洲上扯蚂蚁草卖给有驴子拉板车的车把式。赚钱的门道之三，就是在河水里捞套子（棉絮旧了），也就是从竹篓里掉出来的废棉，拿到废品收购站卖钱。这其中除了扯蚂蚁草是真功夫，其他两样都和“偷”脱离不了干系。　　 假若下雨天无法去沙洲割草，假若河岸上没有人修补破船，假若河里没有人洗破棉，就等于断掉了我挣钱的途径。那么，在家里没有买粮食下锅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沿着河边去捡菜叶子，用来掺在米或者面里做菜饭吃。就算这种掺了菜的菜饭，一天也只吃得到两顿。那些被洗菜人丢掉的烂菜叶，一般都会顺着河边向下游流去。为了捡到这些菜叶，我就用一根手指粗细的竹棍。据成一米多长，在竹棍的一端钉上一枚一寸左右长的铁钉，一手握住没有铁钉的那一头，从水里扎起菜叶来。然后放到弟弟提着的破篮子里，再在水里把捡到的菜叶洗干净，拿回家做饭吃。　　 也不是说，我的童年全部都是这样的苦难遭遇，一点欢乐时光都没有。只是，我童年的记忆里，灰色的日子，总是多于明媚的时光。我的欢乐时光就是和自己的弟弟妹妹一块玩游戏。因为，我们出身在一个没落的地主之家，那些家庭出身好的孩子，躲避我们就像躲避会传染的麻风病人一样。所以，我的童年基本上都是与自己的弟弟妹妹一块玩耍。我们除了玩捉迷藏，就是玩打撬棍。这种游戏，就是将一根五寸长的木棍，两端削尖，放在地上。一只手拿一根一尺多长的木棍，敲击地上有尖尖的木棍。在木棍被敲击弹离地面的一刹那，手中的棍头对着这根跃起的木棍中间使劲击打。被击打的木棍飞得最远者算优胜。还有一种游戏就是斗鸡。一只腿立在地上，另一条腿被双手抱在腰间，用上挑或下压的技巧将对手击倒。我弟弟比我更具叛逆精神，常常跟那些不服气的娃子较量，一般最后的胜者总是我弟。有一次，他在河堤上跟人斗鸡，硬是把那个比他还要大两岁的小子，挑翻到河堤下面，狠狠的摔了一跤，结果把一条左腿摔断了骨头。那家人找到我妈，除了要求赔偿治疗费用，还羞辱我母亲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孩子。说我们地主家的孩子就是不老实。那时候，因为我们的不省心，没有少给母亲惹祸。　　 尽管母亲非常溺爱我们兄妹几个，但是，对我们几个又是非常严厉。她宁可自己少吃，或者不吃，也要省下食物将我们喂饱。就算，我们只能穿一些补了又补，补丁上面套着补丁的衣衫，那也是干净，整洁的。　　 母亲白天要在外面拉板车，没有时间管束我们。只有在晚上我们都躺在床上后，才来查漏补缺。首先让我们自己承认，一天是不是在外面惹了祸。我们若是不认帐，她就会很生气。那时，我们全家六口人只有一张床，母亲和小妹盖一床被子，其余几个盖一床被子。只要母亲要惩罚我和弟弟时，就会掀开被子，用一根柳条抽打赤身裸体的儿子。（家里的祸事大多都是我和弟弟引起，所以，我俩挨打次数最多。）　　 母亲一边打，一边要我们向她认错。而我天生比较叛逆，她越是使劲抽打我，我越是一声不啃，更不认错。我和弟弟越是不肯认错，母亲就越是抽打的厉害。她越是抽打厉害，我们就越是不肯认错。我们越是不肯认错，她就越是生气。她越是生气，就会把我们往死里打。每逢这时，最柔弱的姐姐就会自己跪在母亲面前给我们求情。“妈妈，你要打就打我吧，你白天不在家，是我没有管好他们哥俩……”　　 只有这时，我和弟弟才会从姐姐那儿抢过话头说：“不干姐姐的事，我们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不在家，那些人总是跟在我们后面叫地主分子不老实。我们能白白的被人欺负不还击吗？妈妈若是觉得错在我们，你只管打好啦！就是不能打姐姐……”　　 此刻姐姐就会乘机向母亲汇报我在家里的作用：“你和哥哥一走个把星期不落屋，留下的钱用完了，都是靠着三弟（我在家排行老三。）出去捡铁钉，或者扯蚂蚁草卖钱。有几次都差点被水淹死，那次丢了篮子和衣服，硬是一个人在沙洲上待到天黑才回家。你忍心打他吗？”此刻，母亲除了把我和弟弟揽在怀里痛哭一场之外，就是在我们入睡后，一个人偷偷的嚅泣。有时候，母亲自言自语地对死去的老爹诉说：“你个死鬼倒好，只管自己一个人去那边享福，可知道我们是怎么在过？”这时，我和弟弟便同时跪在母亲面前，向她保证，今后再不给她惹祸了……　　 一个人可以忘记曾经的荣耀，可以忘记曾经的甜蜜，就是无法忘记自己苦难的童年！最让我记忆犹新的一件溴事是，我十岁那年，县城里来了武汉军区的0245部队驻军。驻军里有从事医护工作的女兵，天热的时候会到南河里洗澡，（现在的说法叫游泳）洗完澡会在河岸上换衣服。她们把一床军用帐篷，围成一个圈，在里边换衣服。当时，我正好处在凡事都好奇的年龄段，一次在女兵们换衣服时，掀开了帐篷，看到一个个赤身裸体的。明显的看出她们身体中间那个部位，与我自己身体中间部位的零件有所不同。还有一块黑色的茸茸草草，而我却没有。晚上，等到母亲回家后，就向母亲打听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除了挨了母亲一个耳刮子，什么答案也没得到。后来，我靠着自己的悟性，终于明白了，那就是男女不同性别的差异。我的性意识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了真正的觉醒。　　 除了这件事，就是我那次差点被淹死时，因为身上穿的唯一一件裤头随着篮子一块流走了，无法光着身体回家，自己只好在沙洲上一直待到天黑，偷偷跑回家。那种把自己埋在沙坑的滋味，真的很难受。说到这些不得不想到，我们兄妹几个同吃一根冰棍的窘境。虽说那年月一根冰棍不过五分钱，可是，若想姊妹四个一人买一根的话，却是非常奢侈的，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奢望。姐姐大一些，到底是大一些。每次四个人买一根冰棍，轮换着舔一舔。而姐姐总是象征性的含一下，就传递给我，我略略的舔到一点凉味，又马上交给弟弟，弟弟也只是做做样子，又立马交给小妹。她毕竟最小，不知道我们是有意让她，就贪婪的多舔舔。严格说，我们每次说是把冰棍吃了，不如说，冰棍白白的化掉了大半。　　 假设，母亲和哥哥不出远门，只在聂家滩拉沙的话。每天到了晚上，我放了学，就会把姐姐做好的掺了菜的饭给她们送去。有一次，我送饭时，和母亲走岔了路。一直等到天黑也没有见到母亲和哥哥的影子，我急得哭了起来，最后被一个在道班工作的叔叔骑自行车把我送到城里，我才确定自己找得到回家的路了。回到家里的母亲和哥哥，一看我不在，就急傻了眼。弟弟妹妹看到我没有同母亲一道回家，也忘记了去板车下面的车兜里寻找食物。（我母亲和哥哥每次吃饭时都会故意剩下一点，放在车兜里，让弟弟妹妹们去找。这样，她们盼望母亲和哥哥早回的心情就会更加迫切。）于是，一家人分头去找我。找到我之后，我母亲抱住我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失声痛哭。　　 苦难，真的像高尔基说的那样，是一所很好的大学。我的这种坚强不屈，又略带一点叛逆的个性，就是从小在苦难中养成的。我的童年虽说是灰色，苦难的。但让我欣慰的是，到了我的儿女这一代，她们的童年终于没有重复我的苦难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