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荷·见闻】散文三篇（征文·散文）

　　心灵的藩篱　　 当人们对某样事物有了成见,便会根深蒂固地排斥或者冷漠,甚至还会做出有悖常理的举动,让别人无法理解。　　 那年入冬供暖第一天,报社需要一张司炉工添煤烧火的照片。作为记者的我,受命后去了一家供热公司,表明身份准备拍照时,司炉工满脸得意地问:“能查验一下记者证吗?”我拿出记者证翻开给他看。司炉工却接过记者证说:“让我自己查验。”司炉工戴着沾满煤灰的手套,能够看出,他每看一页,都会故意用拇指长长地划一下,等他看完,我的记者证每个页面都留下了一条又浓又重的煤灰印。　　 在我照完相走出锅炉房准备对厂房拍个全景时,我听到两个司炉工的对话:“你为啥要给他的记者证上划上煤灰印。”另一个说:“为了解恨,因为我不喜欢城里人,看到他们心里就不平衡。”　　 来年开春,我接到一位司炉工打来的投诉电话,说他烧了一冬暖气,到了停暖期,公司迟迟不发他工钱。等我见到这位司炉工,原来他就是给我记者证划煤灰印的那位。尽管我对他的那个举动有些反感,但还是尽心尽力地采访了他和相关部门,帮他讨回了工钱,在他拿到钱准备返乡时歉疚地对我说:“那次给你记者证上划了煤灰印,对不起。”　　 我说:“能聊聊你对城里人有看法的原因吗?”于是,他给我讲了他的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远离家乡去省城打完工,领了工钱乘坐公交车到了火车站购车票时,一摸口袋,发现钱被偷了。　　 在省城,他举目无亲,若再回工地,工程已交工,所有人员都离开了。在那个年月,想再找一个用工单位谈何容易。为了能够早日回家,他只好坐在街头向过往行人行乞。　　 看到如此年轻的人行乞,有人谴责说他是骗子。一张张冷漠的脸和嘲讽的面孔,想讨够买车票回家的钱,谈何容易。一天下来,摆在他面前的那个破碗里,一分一分加起来仅有一毛三分钱。　　 天黑了,他饿得前胸贴后背,只能买了两个馍馍喝着自来水充饥。当晚,他睡在火车站购票室里,第二天一早,就步行回家。八百多公里的路,他走了二十多天才回到家里。从那时起,他就认为城里人太冷漠,看不起他们这些进城打工的人。　　 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缺乏血缘、地缘等传统纽带关系,这让一些人内心总有一道分隔自己与陌生人的“心灵藩篱”,这层藩篱,在生活中便形成了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的距离感,甚至出现傲慢与偏见、歧视与排斥。　　 谁也不会成为一座城市的“孤岛”,每个人都渴望被这个社会所接受、认可、得到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拆除心灵上的藩篱,放下偏见与歧视,善意地去理解别人,尊重别人,能够伸出友爱的手,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用阳光的心态去看待他人,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更美好更和谐。　　 　　 　　 父亲的言传身教　　 在商品时代，钱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在我孩童时，家乡有个交流会，父亲因经济往来而结识了一大帮朋友，于是，我早早就认识到钱与人际间的关系。　　 家乡的交流会只在每月农历一、四、七日才有。交流会上，远在十里八里的农家人会将自家田里产的果蔬、食粮等挑来卖，也有将饲养的家畜赶来卖的。除此之外，还有小商贩卖农具、衣服以及饮食等。　　 由于交流会离我家也就百十米远，前来赶会的外乡人常常来家里讨水喝，也有剔头师傅水用完了，讨一桶水的。每每遇到这些人，父亲总会客气地让人坐下来歇息歇息，并将水送给他们。长久以往，父亲便和一些人熟络了，成了朋友。　　 这样的朋友，只要向父亲介绍了姓名和住址，父亲总会相信他们，把他们当真诚的朋友看。遇有朋友在流交会上看中什么物件却囊中羞涩时，父亲总会借钱给他们。　　 父亲将钱借给朋友一旦数额较大，母亲总会抱怨说，交流会上认识的人，可靠吗？如果不还钱，上哪里找他们要去。父亲总会说，都是本分的庄稼人，有点难处，能开口借钱，是把我们当真正的朋友看，信任我们，否则，是不会开这个口的。　　 确实，这些朋友，都很讲诚信，能够如期将钱还上。曾有一个外乡人，说是要做一笔生意，急需钱，一次向父亲借了三百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三百元可不是小数目啊。　　 钱借出去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只知道父亲借出去钱的总额，但钱都借给了哪些朋友，叫什么名字等却一无所知。然而，父亲去世后，这些借了父亲钱的朋友多数都能赶过来把钱还给母亲，唯独借了三百元的那个外乡人没有来。过了两年，我们已对借出去的三百元不抱任何希望时，那个外乡朋友却登门了，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朋友很是意外和悲伤，并说自己这次只是路过来看望父亲，身上并没有带那么多钱，声称一个月后一定前来还钱。从外乡人嘴里，我们这才知道他叫罗教练，家住几十公里外的一个山村。一个月后，罗教练真的来了，不但还了钱，还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山上特产。　　 父亲的慷慨深深地影响着我，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我的生活并不算富裕，可每遇到朋友有了难处，向我开口借钱时，只要我手头有钱，都会借给。虽然有时借出去的钱也有收不回来的，但我却留下了“真诚、热心”的好名声。　　 小时候父亲常教导我说：借钱见人心，还钱见人品。对人慷慨包容，朋友越走越近，待人虚伪小气，朋友越走越远。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我深深地相信父亲的话。　　 　　 消失的剃头挑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出生在农村，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每个乡村的集市上，或是农村节庆时唱大戏的戏台下，都能看到剃头师傅的身影。有时，剃头师傅还会挑着剃头挑子走街串巷地喊着：“剃头啦，谁剃头！”　　 说起剃头师傅，不得不说剃头挑子。有句歇后语：“剃头挑子——一头热。”是用来比喻某人对某件事物一厢情愿的感兴趣。因为剃头挑子，一头挑的是燃烧着的火炉，是用来烧开水为客人洗头的。挑子的另一头挑的是坐凳、剃头刀、脸盆、毛巾、镜架、水桶等物。　　 在我儿时，由于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农村四十岁以上的男子，大都腰弯腿蜷，像个小老头了，到了夏天，他们大都喜欢剃成光头，用他们的话说，洗头方便，而且凉爽，干净。　　 那时的剃头师傅一般没有固定的营业房，都是挑着剃头挑子赶集市、看大戏，或是走街串巷。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会就地找一块空地，放下挑子，把剃头的家当有序地摆放齐整，然后就提着桶就近找一户人家讨水，讨来水后倒上半脸盆放在火炉上加热。　　 遇有来剃头的人，剃头师傅会很热情地招呼客人坐下，然后很利落地用热水先给客人洗头，再拿起剃头刀非常熟练地给客人剃头。　　 剃头，其实是个技术活。记得我九岁那年暑假，头发留得特别长，只要干一点农活，就会满头大汗。于是，母亲强拉着我去剃头。　　 看着剃头师傅手里明光发亮的刀子，我心惊胆颤，说怕疼，怕剃破了头。剃头师傅满脸堆笑着说：“孩子，放心，一点也不会疼，比推子推头还舒服，我的技术可高啦，你就只管坐着享受吧，剃过一回，保你下回还想剃。”　　 我坐在高脚登上，剃头师傅始终躬着腰围绕着我慢慢地走动变化着剃头的角度，我感觉头上麻麻的，酥酥的，不但没有疼痛感，反而觉得很是舒服。剃着剃着，我竟然坐在凳子上睡着了。　　 “别睡啦，该洗头啦。”我被剃头师傅喊醒，对着镜子一看，我的头油光发亮。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乡村里出现了理发馆，不论是集市上，还是戏台下，已经很少看到剃头师傅的身影。乡村有个风俗，不论谁家出生了男孩还是女孩，都要在孩子满月那天，给孩子剃个光头。于是，在孩子不到满月时，就会早早找好剃头师傅，单等满月那天，剃头师傅登门为孩子剃头。　　 九十年代，农村大都使用机械化耕种，农民不再那么忙碌，男人们也洒脱起来，有了爱美意识，喜欢留着各式发型，已经很少有人剃光头啦。而且此时，乡村理发馆蜂拥而上，每个村庄都有两三家。理发馆里理发，冬天坐在里面暖和，夏天坐在里面凉爽。就连孩子满月，农家人都会金贵地抱到妇幼保健院找专业医护人员给孩子剃头。此时的剃头挑子，已经彻底失去了用场。　　 到了今天，人们早已忘记剃头挑子的身影，甚至一些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剃头挑子为何物。在那个不开放的年代，农村十里八乡没有理发馆，剃头师傅挑着剃头挑子，走街串巷，解决了人们的头发问题，他们的身影，永远定格在那个年代里，成为那个年代一幅美丽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