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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狼狈地卡在了晚餐聚会的一根鱼刺里，我进退失据，霎时仿佛整个世界卡在了我面前。这算不得什么大事，众人继续吃喝，我避开人群，咳嗽、催吐，母亲跟在我身后，帮我想各种办法消融它、抽离它，但于事无补。母亲拖我到附近的诊所，医生检查了下说：“已经没有鱼刺了，只是你的喉咙被鱼刺划伤了，你感到有异物不舒服而已。”母亲说：“对，小时候有一次你妹妹就是这样的。”
就像是遥遥地奔赴一场约会，我终于知道，无论我怎样徒劳地掩饰，也抹不去我有一个妹妹这个事实。我终归要与她不期而遇。她像一根鱼骨，四十年来窘迫地卡在我的生命里，她显然掌握了我所有的秘密，她知道我吐不出来的忧伤源自何处。无论我假装自己如何优雅，无论我如何装扮成一个有教养的人，无论我如何在她面前表现出优越感，我都不能忽略她的存在，不能抹去她和我一母同胞这个事实。她就宛如我喉咙深处那道伤，我既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我被困顿地卡在一九七六年。我三岁，妹妹刚出生。在三岁以前，我完全没有什么记忆，母亲说，我当时的任务就是给妹妹摇摇篮。一九七六年是一个多么不寻常的年份，像是一个哀伤的困局，环球同此凉热。我在酷热的夏末漫不经心地摇晃着那个摇篮，妹妹总是在号哭不止，而我心烦意乱，总是把自己摇得困倦地趴在摇篮边上睡着了。当时我以为摇着的是一个妹妹，但现在想来，我摇着的，其实何尝不是另一个我自己。
那年九月十八日，我那贫下中农出身的父亲，在毛泽东追悼会上因为悲痛过度而晕倒，他从礼堂里被悲恸的人们抬回来的时候，阳光猛烈，那一瞬间，我像是被一道神谕的光芒击中，突然开始记事。
我的童年记忆从这个片段开始了：襁褓里的妹妹显然是被那群激动号哭着的人们吓坏了，她停止了号哭，开始认真谛听着人们的哭天抢地。接着，她显然是被吓着了，她不能容忍比她更激烈的哭号，她开始无止境地吐奶。从那天起，她开始吃多少吐多少，吃什么吐什么。在她持续不断地呕吐中，大家就把她当成一个病人了。母亲也弄不明白，妹妹这种呕吐是生理性的，还是神经性的，一旦她感到不舒服，她就控制不住地开始呕吐。母亲抱着她一次一次上医院，医生也束手无策。
妹妹出生的时候有八斤重，吐到三岁时，却只剩下五斤了。母亲说：“她像是一包刺”，被裹在襁褓中，奄奄一息，棱角分明。妹妹时常在摇篮里发出小猫仔似的哭叫声，但她虚弱的声音甚至不足以穿透那个帐幔。到后来，我的母亲总是害怕去揭开摇篮上的帐幔，她害怕看到的不是一个活着的孩子。她更不敢解开妹妹的襁褓，她怂恿胆大的父亲去解包、打包，她惊吓地在一旁轻喊：轻点轻点，别把她骨头弄断了。
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劝我的母亲：不要养了，这孩子已经坏掉了，养不活的，趁早丢到河里喂鱼吧。
我后来想，也许每个地方的母亲，吓唬自己淘气的孩子时，会因为环境差异而有不同的语境，如果是住在山里，那么就是丢到山上喂狼吧。
妹妹没有被喂鱼。是鱼喂养了她。屋后就是洞庭湖，父亲每天撒网，打上鱼来熬鱼汤，一口一口喂她。
母亲不忍心扔了她，四岁的时候，妹妹吃了邻居老太太给的偏方（主要成分是薏米）后，她不再呕吐了，她的身体迅速地长好了，但是她同时也似乎被那些救了她性命的薏米把心眼堵死了，她的身体和心智没有成正比地生长。她长成了一个没心没肺的美丽姑娘。
她从此对世界保持强烈的呕吐感，却再也吐不出来。
二
妹妹应该是一个美好温暖的词汇。我对妹妹最明亮清晰的记忆是在她八岁的时候，有一个黄昏，她站在城陵矶的那棵桂花树下，朝嘴里塞着她刚玩过泥巴的肮脏的手，正好落下的几颗细碎花瓣砸在妹妹的头顶，她毫无觉察，朝我笑着说她那时候日复一日重复着的话:“我要去北京。我要搬到北京去。”
其实我也想去北京，对一个孩子来说，那时候北京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各种好吃好玩的，意味着花花绿绿，意味着焕然一新。
长大后我常常诧异，现在的黄昏没有过渡，从白天直接杀到黑夜，日子长长短短仿佛再也不需要铺垫。而那时候的黄昏，世界真的笼罩着一片静默的黄，清亮的黄，诗意的黄，重门庭院，清角吹寒，要经过一个缓慢的过程，天才会一点一点黯淡下去。在这样的黄昏里，我总是满怀矫情的惆怅，妹妹在那棵树下，灿烂地笑着，我们都浑然不觉，那是她一生中最好的时刻。
她大言不惭要搬去北京，我当时觉得她很幼稚，她瘦小的身子站在那棵树下，接近透明的笑容显得那么无知。那时候我正迷恋我的物理老师，于是也煞有介事地迷上了他给我们提及的量子力学，我常常假装略知一二，于是那一天我机敏地看到妹妹的神经元，就像那几颗散落的花瓣一样过于零落稀疏，她已经八岁多了还在玩泥巴，还在吃手指，由此我鄙夷地认为她的人生已经穷途末路。
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她一直很幼稚，她从那时候几十年过去了，她的智商情商等各种商一直停留在八岁的那个阶段，且随着年龄的增大，愈发显得痴傻，并无改善的迹象。
我们从小在父母单位的子弟学校念书。子弟学校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同学的爸爸妈妈都是同事，意味着老师和家长也都是同事。这真是一个难以保全秘密的学校。妹妹考试从来没有及格过，每当她拿着仅仅靠蒙得了几分的考卷回家，母亲就叹息着跟邻居说，没办法，小时候拖坏了身体，把脑筋拖坏了。在邻居们貌似理解同情的目光里，母亲似乎找到了借口：这样一个从小缺营养长势不良的孩子，无论学习成绩多差，都是可以被谅解的。
但她的老师并不这么宽容，由于妹妹长得过于好看，她的老师给她取了个外号叫“红漆马桶”。老师总是提醒她，长得漂亮有什么用，肚子里全是草包，一考试就拖班级的后腿。这个外号越传越广，等传到我的母亲耳朵后，就表示整个单位的人都知道了。母亲感到很没面子，母亲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母亲兄妹八个，就她一个是女儿，她在哥哥弟弟们的宠爱中任性地长大，何时受过这等闲气这等侮辱，于是她真的把家里的马桶叫父亲油上红油漆，趁夜放在那个老师的家门口。
这个外号给了妹妹致命的摧毁，她像一个被打坏了的沙包，畏畏缩缩地顶着“红漆马桶”这个帽子，我们一起去上学，而我老是觉得身边移动着一个浑身红彤彤的马桶，出了家门我就刻意和她保持距离。我假装她不是我的妹妹，我背着书包一路狂奔。
妹妹开始战战兢兢，她对人说话的时候不敢与人平视，总是一脸畏惧结结巴巴，她像是一个错误的存在，她似乎觉得她呼吸也是错的。母亲对这种表情总是气不打一处来：抬起头好好说话不行吗！
就是这样一个姑娘，北京是无论如何不会向她敞开大门的。事实上，等她长成大姑娘，她已经不再提起北京了。
三
这个时候发生的一件看似不起眼的事，改变了妹妹的人生轨迹。隔壁的女生在一次成语比赛中得奖了，她的爸爸妈妈很高兴，许诺暑假带她去北京。这个消息被我从小就有北京情结的妹妹知道了，从此，她似乎死磕上了成语，她搬出成语字典念念有词，她总是快速地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她用的成语越来越多，几乎每句话都会涉及，比如看见一条瀑布，她会说：这水真是滔滔不绝啊！比如她想说夏天很热，她就说：这天气真是如火如茶啊。对，她念的是“茶”。比如去动物园看老虎，她会说：这真是为虎作胀啊！对，她说的是“胀”，不是“怅”，只有家人能懂她特殊的语言，我们揣测她的意思是，作为一只老虎，它吃得实在是太多了，撑得肚子都胀大了。
她的语言越来越丰富，她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活泼，也越来越世俗。仿佛要靠抖机灵这种方式来增强她的存在感，仿佛不这样就不足以证明她是一个健全的人，她对家里来的客人过分地热情，她总是假装要拿东西，不断在客人面前蹭来蹭去，不断插言大人之间的对话，对别人评头论足：“你这件衣服还蛮漂亮的啊！蛮有钱啊！真是家财万贯！是在哪个豪华店子买的，哪天送我一件便宜的就行！”“你发工资了吧，多劳多得啊！要请客啊！”她的每一句话都会有一个落脚点，那就是占一点别人的小便宜。
这种对物质金钱的突然迷恋仿佛没有铺垫，突然就降临在她身上。而我对世俗深恶痛绝。我装作清高的样子，不断奚落她不得体的语言，不得体的走路姿势，不得体的接人待物方式。作为一个姐姐，我看不惯她如此放荡的言行，我对她仅有的一点怜悯都变成了厌恶，因此我对她吼得最多的一句就是“要你多嘴多舌干什么？”这时她已经从自卑走向另一个极端，她很快甩过来一句“关你屁事。”她强势地迎着我的目光，她越来越凶悍，越来越挑衅，越来越不服管教。
初中没有念完，她成了一个叛逆女孩，她抽烟，打牌，撒谎，早恋，夜不归宿。她被我的父亲打得皮开肉绽，第二天变本加厉地出去混。
很多年后，我慢慢明白，没有什么事情是没有铺垫的，尤其是对于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说，只是我们没有发觉而已。包括世俗，包括叛逆。她在刚出生的时候，被一群悲恸的群众围剿得呕吐不止。而在渐渐长大的过程中，又被她身边的每一个人围剿了她的幼稚与清纯。
世俗与叛逆这两种差异很大的因子，同时在她身上此起彼伏。她的自卑深藏在骨子里，除了自卑，她如此贫乏，她必须在物质上抓住点什么，才能填满生活赐予她的无边的空洞。也许是同学们的一个白眼，也许的老师的一个眼神，也许是家人的一句讥讽，都可能让她朝叛逆的路上一骑绝尘。
在无数次失败的挽救之后，我的母亲心力交瘁，她彻底放弃了这个孩子，她常常掉着眼泪说：“早知今日，那时候真该把她扔河里喂鱼的。”
这终究算不上美好的记忆，那些个黄昏太过明亮，我的少女时代太过沉默，而我的妹妹，她似乎没有经历她的少女时代，就像没有过度的黄昏那样，她从一个懵懂稚子，直接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失去方向的女人。
就这样混到了我们的父亲病逝，出殡的前夜，我们带客人去吃晚餐，因为妹妹过于孤寂地长大，她没有任何朋友来吊丧，不用招呼客人，所以只留了她守着灵堂。上礼簿的人也走了，走时交代她，万一有人来上礼簿，记清账目就行。于是我的一位领导赶来吊丧，进灵堂跪拜后，领导回头问坐在门口的她：其他人呢？
她回答：都出去吃饭了。
领导问：你是李颖的……？
终于有人来让她坐在这儿不显得多余了。她内心激动，表面尽量保持镇定地回答：“我是在这里收钱的。生财有道啊。你把钱交给我就行了。”
我的领导自觉地把礼金交给了她。晚上我妹妹跟我复述了如上事实后，我一口猛血堵在嗓子眼，半饷默然离开。从那以后，我在领导面前赧然，我能想象他当时面对我妹妹时内心的讶异与一闪而过的讥讽。我觉得我不能跟领导提起此事，他也心照不宣从不提起，但我随时随地感受到他意味深长的笑意，似乎我身上的隐疾被他洞穿。
对于拥有这样一个妹妹，我一直觉得无话可说。我没有什么想对她说的，关于她，我也没有什么好对别人说的。
后来我一直回想，妹妹在这样长大的时候，我在干什么呢？
不到六十平米的家，住着我们一家五口，我和妹妹共用一个房间，那些沉默如谜题的夜晚，我们的房间总是死一般的寂静，大部分时间我独自在书桌旁看着书，我们每天睡在同一张床上，她是此生与我睡得最长久的人了。
我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不会看妹妹起床没，而是望着窗外那棵法国梧桐，我对那棵树的记忆如此真切，它的树叶粗粝宽阔，它的毛球有时飘到我的窗台上，我像是望着一位亲人一样对它满怀暖意。我看见我的整个童年以及少女时代，洞庭湖的鱼都跃在水面上，我看见阳光照在我家的窗棂上，斜斜地穿进来，我看着浮尘在光柱间穿行，数着一寸一寸的光阴，读着线装古书里的一寸两寸之鱼，我在恍惚间忘了自己的来处。
而我的妹妹，我与她在一个床上挤了二十多年，但我们中间似乎横亘着一个星球那么遥远。我完全不记得那些夜晚她都在干什么，我想不起来她的体温，我想不起来她的呼吸，我想不起来我们有过什么对话，我想不起来她的任何习性，她磨牙吗？她起夜吗？她说梦话吗？此刻，我竟一无所获。我常常怀疑，我是真的和她在一起过了二十多年吗，我们的血管里流着同样一腔血吗，那时的她都在想什么呢？我不知道。我是独自一人长大的。她也是独自一人长大的。
这几乎是一种隔世之感。
我们长久不通音问。
四
我们的重新对话，从她有了第二个女儿开始。
她在适婚年龄，听从父母安排结婚，在我们居住的那个城市，和一个憨厚粗壮的技工结婚，生下一个女儿。五年后，他们离婚了。她成家后继续着叛逆，她一定认为自己足够勇敢，敢爱敢恨，她一定用这个成语鼓励着自己的人生，她把女儿扔给了前夫，她似乎掌握了很多证据，证明她的人生可以重新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