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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说过：“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叶剑英元帅也曾说过：“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阳红。”的确如此，一个人的晚年生活应该是幸福的，不管咋说，他所剩的时间毕竟有限。因此，作为老年人应十分珍惜这美丽的夕阳。
然而，因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不同，使得一部分老年朋友仍和年轻人一样，把自己的有限时间安排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仅就我而言，却也崇尚这种生活，并且仍然在做，那就是耕耘文坛，坚持创作。
我对
文学的热爱，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小学五年级后，就迷上了许多小说。那一时期，我的最大爱好就是课外阅读，曾经利用课余时间拜读了一些军事题材的名著，如《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红日》、《红岩》和《把一切献给党》等老师所倡导的课外读物。凭心而论，那时间看书只不过是囫囵吞枣，看看热闹罢了，就像人们常说的“会看了看门道，不会看了看热闹”，我就属于这一类看热闹的读者。不过，有一点却让我受益终生，这就是我那近10万字的读书笔记，它不但丰富了我的
文学思维，而且还让我受益终生。
说起我当时的读书笔记，如今仍觉得好笑，无非只算个什么摘录性质的笔记本而已。不过倒也详细，这里面的内容相当广泛，有成语典故、有景色描写、肖像描写和人物内心变化等写作技巧，更重要的是文学大师们的那些有感染力、有震撼力的名言绝句，我都抄录下来记在上面，利用课余时间常学常背，潜移默化，来充实自己的文学功底，以便实现自己上大学、当作家的美好梦想。
然而，到初中二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十年浩劫断送了我的作家梦想。因为我家没有社会背景，就连后来当兵和招工都将我拒之门外，使我这个有着满腔抱负的回乡青年只有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奋斗终生。不过，有一点却使我深感欣慰，那就是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二年级的作文写作时，我用学到的文学知识初试牛刀，不但让我过足了一把写作瘾，并惠及了我的整个人生。
据我记忆，六十年代的中小学校，没有什么刊物。为了表彰学生中成功的作文，每逢节假日，学校把各班评出的好作文张贴在学校举办的校刊上。那时班刊出在学校内，而学校举办的校刊比较醒目，一般都出在小公社门前的墙上，每到逢集或者开会期间，校刊前人流如潮、熙熙攘攘，引来很多看作文的人群，哪个学生的文章能出在校刊上，全家人都会很荣幸。
到了初中时的作文校刊，品位又高了一档，当时，初中的校刊出在区政府所在地彭桥街最繁华的地带，区人民会场大门两侧，人们都清楚的记得，那时每期校刊都有我的文章。只可惜回乡务农后，面对艰辛的生产劳动和不分闲忙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搅得人心疲惫，自己一个小农民，有什么条件和机会去写文章搞创作呢？
到了1965年，华夏大地突发出一股强大的红色风暴，全国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其势如暴风骤雨，从中央到地方任何一个行政团体，都必须建立一个学习辅导委会，有专业的辅导员来领导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样一来，农村社会上那些没有背景却有本领的知识青年们，便由此登上了政治舞台。
当一名毛著辅导员并不容易，且不说政治上要可靠，但写不出干群满意的辅导材料仍无济于事。那一时期，领导给辅导员定的标准是“活学活用，要有典型，立竿见影，要常学常新。”辅导员不但要把毛主席老人家这篇文章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意义讲解清楚，而且还要结合当地英模的先进事迹写成教材向群众授课，从而达到学有方向，赶有目标，帮有重点，赛有对手的政治目的。
为了把学习运动引向深入，辅导员的好坏决定本单位学习运动的成功与否。于是乎，各级领导便层层选拔顶级人才，让这些被人们称作文曲星的回乡青年来当自己单位的辅导员。而后又在生产队、大队、小公社、区政府四级近千人的辅导员中选拔出高材生委以重任，在这次选拔大赛中我脱颖而出，在全区名列第一，所以被区委任命为柏林小公社学习毛著辅总辅导员和柏林大队学习毛著辅总辅导员，并提拔为大队干部，担任民兵教导员、大队团支书，享受大队干部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这样一来，不仅改变了我家的生活状况和我自身的生存环境，更重要的是为我从事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那时开始，我面对真实的人物、鲜活的典型，将自己在学生时期学到学到的知识去大胆构思、辛勤提炼，为各级媒体报刊投送稿件而一发不可收拾。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我写稿件800余篇，被媒体采用500余篇。这些微小的收获虽然不足挂齿，但党和领导却给我了很高的荣誉，市“优秀党员”2次、市“百星个人”3次、市“优秀通讯员”4次等众多奖项，这切不说，更重要的是经常写作，使我顺应时代潮流，涌立时代潮头，在农村干部的道路上从没落伍、从没掉队，让我的政治生涯善始善终，从一个团支书干到了村支书，并且在从政几十年间，从没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写新闻，必须要紧扣时代主题，紧跟时代步伐，才能突出一个“新”字。由于我当了干部，经常开会能领会上级意图，尤其是听取领导报告、阅读上级文件、参加学习培训等，所有这些都是了解新闻动态的一项有效途径。因此，我认为当了干部，对写新闻报道大有好处。
比如说，有些新闻的意义只有几天时间，一般情况，从边远地区邮政所寄到新闻单位，大概需要6天时间，也就是说从写成稿子到编辑见到稿子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按这样算，再好的新闻就没有价值了。比如我写的《虽是三夏大忙季节仍然不忘计划生育》一文，从新闻事件的发生到写成稿子用了两天，如果再寄往河南电台或其他媒体，大概需要5天时间，前后需要8天时间，但是河南电台的“三夏特别节目征文”活动只有7天时间，按照传统的邮寄方法，黄花菜都凉了。所以，我就乘车到30公里外的县城用传真机送了过去，河南电台当天接到，第二天就播出了，并且获得了省新闻协会颁发的一等奖，功夫总算没有白费。由此可见，新闻稿件不但事件采写要快，投递的快慢也很关键。
在我已发表的新闻中，曾多次出现一稿多投的问题，但大都被采用了，这充分说明媒体编辑对业余通讯员的关心。关于一稿多投的情况。我觉得从职业道德的角度讲，一稿多投是错误的，而作者们为什么依然我行我素呢？因为，我们的心理状态别人是难以理解的，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写出一个成型的稿子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尤其是一个农民通讯员，更是含辛茹苦。正如人们常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哪怕一则消息、一条短讯，费的事是一样的，从着手采访、初稿送审，到修改定稿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有时候主管领导不在家，或者采访对象外出，则需要更多时间。还有如果领导认为有不妥之处，就必须重写。由此可见，每上一篇稿子是何等的艰辛，所以，作者们都想多投一个媒体，多一篇上稿率。
其实，广大通讯员们的职业道德是很高尚的，对于同一个新闻事件，我们采取了不同的写作手法，当一个媒体采用后，我们又打乱重写，然后又从体裁选择、角度调整和标题命名等方面都着意标新立异，并灵活多样、多姿多彩，但写作手法绝不一律从而达到理想境界。
例如《这份奖品发的好》一文就属于这情况，这篇新闻稿件写的是赵建岗村村支书兼计生协会会长张新基同志，以雷锋为榜样，不辞劳苦、废寝忘食，在计生学校里把自己种烟致富的全套技术传给群众，使全村走上富裕道路的先进事迹，因成绩突出，被上级奖了两台拖拉机。当时，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开始，我从学雷锋精神这方面出发，以弘扬雷锋精神的角度写稿，投给《南阳日报》，《南阳日报》于1999年3月9日采用。以后，我又以计生协会开展“三结合”服务活动为题材写稿，投向河南《人口报时报》，该报于1999年3月10采用。当时这个新闻发生后，我以最快的速度到赵建岗采访。采访时，该村计生户赵栋向我介绍说：“开始我们谁都不会种烟，烘烤、分级都是新基同志在计生学校教我们的。这两年不是种烟，我们咋能富裕呢？所以，我们都认为，上级的这份奖品发的好。”
我听了育龄群众的一番话，崇敬之情油然而生，群众的语言多么朴实啊。我想，这样的新闻既真实又生动，如此感人的典型，说不定国家级大报也会采用的。于是，我重新整理后，采用了群众说的这句话定标题，将标题改为《这份奖品发的好》，投向《中国人口报》。果然一炮打响，《中国人口报》于1999年5月26采用。尽管如此，我仍不死心，我还要另选角度，把张新基助人为乐的优秀品质发扬光大起来，让同一事件在不同的条件下被赋予崭新的内容。于是，我用《破除迷信崇尚科学歪风邪气抬不起头》为题写稿，投向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电台于1999年5月20日在《河南与世界》节目中播出，并于当晚又一次重播。因此，我们觉得一个好的新闻，调换角度、变换载体重新写稿，让多家媒体采用，对于一个农民通讯员来说并不为过。
关于转载问题。有时间我的文章也曾遇到一篇文章几家杂志相互转载的现象，但这并不是自己刻意追求或作秀所为，而是这篇文章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尤其是文中的论说点、抨击点和解决问题的切入点，都有独到之处和见解，新闻单位为了指导全局，才出现几家杂志相互转载现象，旨在奏响时代音符，倡导现代精神文明。例如，我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实施民心工程促进社会稳定》，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原来，在1996年前，彭桥乡一度社会很不稳定，“群访、集访、越访”事件不断发生，乡党委根据上级“稳定压倒一切”的指示，针对彭桥的具体情况，采取了“坚持以人为本、实施民心工程、坚持依法行政、实施文明执法”的工作模式，解决一大批群众关心的难点积案，使全乡呈现出政通人和的良好局面。于是，我就提笔写了这篇文章。开始，刊登在南阳市政府主办的《卧龙论坛》杂志2001年5月号上，后《光明日报》的《新华文献》、《南阳信访》、《邓州计生通讯》三家杂志转载，并被《新华文献》编辑部评为“新时期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通过以上两篇稿件的采用过程，我深深体会到新闻报道的内容一定要真实可靠，只有真实可靠的新闻才能引人入胜。如果通讯员不深入实际，只在办公室里凭空想象、闭门造车，那绝对是写不出好稿件来的，即使东拼西凑写出点东西，而到编辑手里，只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其中包括我的长篇小说《东家恩仇记》和报告文学《血染的渠首》、《因为我是雷锋的战友》等作品，我都力求真实，尤其是《东家恩仇记》的主人公以及和主人公相关的人物，都有真实的生活原型。
前些年，我的稿子分别见报后，有些老同志半开玩笑的说：“老常啊，你老兄都是怎么搞的，光会整些‘豆腐块’，雕虫小技。你也学一下人家那些大记者们，写出大稿子，弄出大动静，那才叫过瘾嘛。”我听后有苦难言，此话戳到我的痛处。我何尝不想出大作品，殊不知，写小稿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改革开放后，人才济济，专业记者、特约记者成群结队。如果把我们农村业余通讯员和各党政事业单位的专业通讯员加在一起的话，那可是一支庞大的写作队伍。有些媒体总编室平均每天收到的稿件数以千计。一张报纸、一个栏目就是那么大一点空间，党和国家的重大新闻、各级政府的指导方针，这都需要占有重要的栏目和大面积的版块。还不说那些专家学者、成功人士的特约稿件，同样都将占领着新闻单位的一部分栏目。面临这样的情况，我们这些小人物只能采写一些开门见山、一事一议的小稿件，再配上醒目的标题，以取得编辑们的重视。
其实，各报刊杂志、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对农民通讯员发自一线的稿子是十分关注、非常关心的。他们为了保证这类稿子的刊登和播出，开辟了许多适合反映基层工作动态的稿件栏目和版块，尽量不让我们白写。如《中国人口报》的“一句话新闻”和“百字新闻”栏目、河南《人口时报》的“基层”栏目和“简讯”栏目、《南阳日报》的“盆地纵横”栏目和河南电台的“中原时空”栏目等。这些栏目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见稿空间，他们采用的大都是农村业余作者采写的“豆腐块”稿件，它短小精干，直奔主题，开门见山，一事一议，迅速真实的反映了在新的形势下，广大农村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看起来省时、读起来省心，老百姓喜闻乐见。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我们这些“土八路”们都愿意采写这样的稿子。再说了，你就是写长篇大论的，也是白搭，报刊上没地登、电台上没处播，它不是废纸一堆吗。
对于农村业余作者的辛酸苦辣和文学队伍高手如云的情况，新闻单位的编辑们也了如指掌，并十分同情。对于我们寄过去的稿子自然也相当热心，在一篇稿子中，哪怕只有一点点的采用价值，编辑就不让它报废，他们摘取其中的几句话或一小段，以简讯、一句话新闻的形式在适当的栏目中采用。这样一来，就较大程度的避免了我们的心血没有全部白费。对此，我们这些常年在农村一线的业余作者们非常感动，曾经不止一次的在内心向编辑老师们说声谢谢。
至于政务信息问题，我的认识不一定正确。政务信息这个名词，是改革开放以来流行的行政公文类的新术语，仍属上级机关工作简报的性质，所不同的是，他的文体写作要细，方法、措施、收效、影响以及决策过程、思想体会等方面都得反映出来。对于有指导意义的政务信息，刊登在工作简报或某某通讯上，供其它兄弟单位和下属机关参考。因此，从前几年的情况看，政务信息工作也存在着以用稿多少来衡量通讯报道工作的先进与否的问题，到年终考评时，它和新闻报道一样，评比各单位的采稿率。
那个时期，政务信息的写作模式要根据领导的意图来定，有的要求像小桥流水，着笔单调；而有的则要求大江东去，波澜壮阔且面面俱到。对于有些政务信息要适当来点文学色彩，借以烘托政治氛围、彰显典型的力量以达到扣人心弦之目的。像《撒播幸福的人》和《洒向青山都是爱》两篇政务信息就属于这一类型的，前者反映的是乡党委书记王仁峰同志带领党委一班人历尽艰辛，开辟计生工作新局面的卓越贡献；后者反映的是几年后，继任党委书记罗建坤同志带领党委一班人顽强拼搏，继续保持该乡计生工作全南阳先进桂冠的辉煌业绩。
如今，我仍清楚的记得，两任书记虽然事隔多年，两篇文章也相隔几年，但当时的市领导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那就是既要突出个人的的带头作用，又要反映班子的战斗堡垒；既要有切实可行的行政措施，又要有群众是真正英雄的社会主流，并且要求典型要鲜活、事件要真实等等。因此，这两篇文章，让我这个“半瓶子”通讯员做了两次大难，后经几易其稿才算通过。
2003年我从村支书位置退休后，没有了写新闻的有利条件，但我可以从事纯文学的创作。在创作过程中，我依然坚持力求真实的原则，找准典型事例，找准生活原型，写一些让读者看得见、摸得着、记得起的文学作品，以此来回报英勇的党和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