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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玩笑

时间:2013-08-25 04:07
  

    这两天,读完了著名学者雷颐的《历史:何以至此——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
    这本历史文论或札记性质的集子,分四部分,重点记述了晚清以来四方面的“人和事”。第一辑:末路的罪与罚,9篇,讲清末乱世的人和事;第二辑:民国的意义,8篇,讲民国初年教育和文化界的人和事;第三辑:新鲜的记忆,12篇,讲新中国以来特别是“文革”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人和事;第四辑:历史何以至此,讲外国的人和事。边读边想,边想边读,耐人寻味。
    在《杀降的“国情”与“公例”》中,记述1863年李鸿章率淮军和戈登的洋枪队进攻太平军慕王谭绍光死守的苏州城,久攻不下。于是使用离间计,诱谭手下郜永宽等八将临阵与清军秘密谈判。很快,在戈登的担保下,郜等谋杀谭而降清,使李兵不刃血就拿下了苏州。当八降将功高志满正等着封赏时,突然遭到了李鸿章早就准备好的诛杀。杀降事件引起戈登的强烈抗议,险酿大乱。看到这里,我在眉批中写了两个字:活该。可笑这八个小人,一点都不懂得中国人的心态,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看过历史书,那怕听过几折小戏。当叛徒是需要本钱的,连韩信“霸在你在、霸死你亡”的悲剧都没弄明白,也敢去投降,简直是找死。
    《二张的命运》最值得一读。张佩纶和张之洞两位直隶同乡,均出身清末“清流”,曾经都是红极一时的显赫人物,命运却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张佩纶发配流放,张之洞位极人臣。比较起来,张佩纶出身世家,23岁进士,少年得志,特别是有李鸿章这座靠山,在他40多岁遭流放、丧母、两位妻子先后病逝的大难中,李多次相助,最后还把23岁才华横溢的爱女菊耦许配给他,可他还是“扶不上墙”,末了潦倒于南京。可就是这个张佩纶,1896年与李菊耦生下张志沂,张志沂1916年娶前长江水师提督黄冀升孙女黄素琼,1920年生下了张爱玲,我们才有了《倾城之恋》和《金锁记》。我说,张佩纶太有才,有才得使李鸿章都舍不得。可他因为太有才,太有棱角,不会变通,就做不了官。即使做了,也只能是灾难。如果他为文或做学,或许就不会有张爱玲了。再说张之洞,人家虽说也是官宦人家,26岁进士后,却有10年时间在基层磨练的经历,办过“团练”,当过巡抚的幕僚,深刻地认识到了官场的生存法则。当”清流“的时候,张佩纶书生意气,遭他弹劾三品以上的官员就有21人,树敌过多。而张之洞弹劾的不到10人,且就事不就人,分寸把握得极到位。当实权人物的时候,张佩纶锋芒毕露,当仁不让,总渴望大刀阔斧地干一场。而张之洞却致力于从“清流”到“洋务”的转变,处低调,办实业,结交三教九流,小事勇,大事怯,凡事慢三分,静观其变,把握局势,审时度势,甚至心狠手辣,被评价为“学而有术”。张佩纶仕途夭折,流放以后成为李鸿章幕僚,仍“秉性难移”,甚至开罪大舅哥李经方。张之洞面对戊戌政变、八国联军入京、东南自保、自立军起事等一系列危局,那个拿捏的分寸。特别是把功劳让给慈禧,把风光让给朝廷的睿智;特别是今日座上宾、明日阶下囚的翻云覆雨之术,连康梁都悔之不及,可谓老道。我说,张佩纶生下来就是个悲剧人物,不是人悲剧,就是他悲剧,躲都躲不过。而张之洞生就一副当官的料,他知道万物都能为己所用的道理。除了当官,他干啥都不会太出色。当官成就了他,他挽救了清末的江山。
    民国的人和事讲了梁启超和他预言的“上海世博会”,讲了辜鸿铭讽刺人的“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的典故。这一节,我记住了如此结论:“对儒学公共形象的最严重损害,并非来自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其它西化论者所组织的正面攻击,而是来自极右翼,尤其是利用儒家伦理巩固统治的军阀以及同流合污的传统主义者。”在这一辑,也讲了胡适和蔡元培的艰难,讲了梁漱溟的意义。都是些文化界的逸闻趣事,说的都是历史的巧合与命运的神秘莫测,看看甚好。
    当代的人和事很值得玩味。郭沫若扭曲的后半生,可悲可叹。一个感性的文人,偏偏要到人家浴血奋战打下来的江山上去讨一把椅子,没有共患难,岂能同安乐?不玩你玩谁?最终连作为政治工具都留有遗憾。《“灯塔”与“大桥”的命运》简直让人不寒而栗,因为一首歌、因为一支曲子有点象苏联人的旧物,在把苏联亲如“老大哥”的时代,作者一生坎坷,甚至被打残。《“抒情”的解放》发人深思,感情我少年时喜欢的那些抒情歌曲大都被批判过,连《军港之夜》、《请到天涯海角来》都是“黄色歌曲”,现在的年轻人谁信?眼下的文化艺术市场,何谓“黄色”?世事不可思量,不可不思量。有的时候,还真的说不明白。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把马玉涛唱红的《马儿啊,你慢些走》一再改词,很有嚼头:“良田万亩好象是用黄金铺就”改为“劳动的歌声响遍了田野山头”;“没见过槟榔树下有竹楼,有竹楼”改为“没见过公路通到深山沟,深山沟”;“你看那姑娘正啊在楼前刺绣”改为“漫山遍野沉甸甸果实压弯了枝头”; “晚风扬起了温柔的翅膀,永远随着我的马儿走”改为“场院上男女民兵练武艺,田野里干部社员同挥锄头”……人真的聪明极致。
    在《相对论“遭遇”中国政治》里,我看到了“文革” 中对爱因斯坦的批判,也是情势所迫;在《生命的浪费:沈从文的内心独白》里,一方面为老先生处世的智慧感叹,另一方面为这位伟大的作家浪费生命痛惜;在《“国学热”中说“国学”》里,我也为这几年铺天盖地的“国学热”不好意思。读到这里,想起张贤亮在长篇《一亿六》中讽刺的一个老“国学”,光着身子跟妓女在房间里玩小孩子相互追逐的游戏,不做爱,不卖春,大把给钱,只讲“国学”。如果“国学”成了装点门面的饰物或是赚钱的工具,就没什么意思了。
    外国的人和事没甚看头。列宁不喜欢瑞士,只因为瑞士人生活安逸,没有人愿意跟着他“革命”;路易十六斗不过既得利益集团,经济崩溃导致社会动荡,最终被送上断头台,跟咱们的崇祯皇帝有什么两样?布哈林死到临头都不忘记舔斯大林的屁股眼子,除了对死亡和诸多不可知命运的恐惧,肯定还有一根贱骨头在作怪,跟郭老同病相怜,不提也罢。
    历史何以至此?历史有时候总会开玩笑。“请君入瓮”的事情,在中国还少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的例子,想必许多人都不陌生。
    正月十五元宵夜,读到郭沫若为政治所累前后不能自圆其说的尴尬,我在眉批中顺手写下了这样的话:人不吃亏长不大。长处就是短处,往往长处更容易被人抓住把柄。所以,做人要想后路,不要把话说绝,不要把事做绝。
    读史,为的是把握好当下的人和事。大凡历史,哪一段不是血泪写就?掂量清楚自己的斤两,就是最原始的处世法则。该干啥的人干啥,能干啥的人干点啥,不可太强求。在历史的大风大浪里,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许多时候根本无法左右,象张之洞那样的人,总是少数,更多的人是糊里糊涂的成事,莫名其妙地败事,所谓一字误终生,一点都不夸张。
    历史何以至此?历史本该如此。

           2011年2月19日夜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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