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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礼文化及其现代回响

时间:2015-06-15 07:22
  

  作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 杨志刚

  在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一直伴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停地讨论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至少从表面上看,在很大程度上,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总是通过或者说是借助打破传统,才得以实现。

  这一百年以来,反映在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反传统的呼声特别高涨,并且往往是压倒性的。例如,“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抨击的“吃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家一定已经很熟悉了。但是,今天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展开思考,即我今天的演讲标题。我想表达的是,时至今日,儒家礼文化依然有着生命力,并为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

  百年的思考与行动

  难忘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曲阜刚恢复祭孔乐舞时,许多学者都对此不屑一顾。然而,一年复一年,在并不太长的时光中,它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无可置疑的受保护对象

  其实这种思考与行动很早就开始了。今天我们先回溯这一百年,再早的姑且不论。为什么定在“百年”?因为1911年,清朝被推翻;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算起来,至今已经一百余年了。其间我们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通过对过往的审视,我们能更好地看清未来的道路。在这里,我先举四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梁启超的。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的作为大家都很清楚。他曾是倾心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启蒙思想家。但是民国建立以后,他很快就看到了政治革命所带来的后遗症。他痛陈:“夫十年以来,忧国之士,以政治革命号于天下,清命既讫,天下喁喁想慕,谓新政象将自兹睹焉。徐究其实,所革者除清命外,则革道德之命耳,革礼俗之命耳,革小民生计之命耳,革贤者自存之命耳,革郡县相维之命耳,革藩属面内之命耳,甚则革数千年国家所以与立之大命耳。”民国建立了、革命成功了,两千年帝制被推翻了,但是大家企盼的很多目的都没有实现,令人失望。对此,梁启超在这篇名为《欧洲政治革进之原因》的文章里作了深入的反思。“革进”,革命和进步也。后来一些学者将他的文化观概括为: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同时吸纳西方文明,然后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梁启超的此种言行、思想,可以说是开了后来“新儒家”的先声。

  第二个例子,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便提出要“大集群儒,制礼作乐”。后来,北京政府又曾专门设立礼制馆,管理礼仪制度编修事宜。抗战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亦曾一边抗战、一边“制礼作乐”。1943年,国立礼乐馆设立。礼乐馆请了很多名流来制礼,曾在北碚开会议礼,制定了一部《北泉礼仪》。它是按照“五礼”来编排的。哪“五礼”呢?即中国古代沿用了千百年的“吉”、“嘉”、“军”、“宾”、“凶”。所以我们看到,直至1943年,政府还在试图采用、延续传统的“五礼”形式。

  第三个例子,是近十来年所谓的“汉服运动”,它很能体现当下民间对传统儒家礼文化的回应。

  如今,人们对“汉服”已不再像十几年前那样,表现出大惊小怪。在设计和倡议“汉服”的同时,还有人恢复、行用古礼,如公开举行冠礼、笄礼(古代男孩子的成年礼叫“冠礼”,女孩子的成年礼叫“笄礼”)。一些学校和政府部门也会组织此类活动。或许有些带有仪式意味的个案,其形式本身很容易被看作是肤浅的,但你若把它放在大的历史背景里面,可以发现其中有些内容是值得探究的。或许过个二三十年,做文化史、社会史的学者就要重新来捡拾这些事例了。

  第四个案例,是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近十来年,关于保护文化遗产的呼声,可谓“一浪高过一浪”,其中包括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保护牵涉到“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这类问题在全球或多或少可能都存在。汉服再受关注,大概也和这样的身份认同问题有关。

  2005年,中国设立了“文化遗产日”,定在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2006年,在迎接第一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评选出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共518项。其中有山东曲阜的“祭孔大典”,还有一些其他的祭祀活动,如黄帝陵祭典(陕西省黄陵县)、炎帝陵祭典(湖南省炎陵县)、大禹祭典(浙江省绍兴市),等等。至此,仿古礼仪或恢复古礼,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获得了合理性与正当性。至于在思想层面,这些活动还得到了包括正逐步流行起来的“文化多样性”理论的支持。

  难忘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曲阜刚恢复祭孔乐舞时,许多学者都对此不屑一顾。然而,一年复一年,在并不太长的时光中,它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无可置疑的受保护对象。变化是极其显然的,“儒家礼文化的现代回响”也已成为再也不能视而不见的重要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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