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条的故事

　　很多往事早已随着时光的推移，在我的记忆中烟消云散了，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家乡田林县者苗中学读书时发生的一段往事，还不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令我难以忘怀。　　 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没有私营的店铺，商品供应只有供销社、粮所、食品站等国营单位，这些国营单位里面，商品也十分单调和匮乏，而且大多凭票供应，比如布票、粮票、油票、肉票等等，不一而足。像国家干部职工的口粮，都是通过发放粮簿到粮所购买的，一般每人每月三十斤大米。按规定，每人每月还配发两斤面条、一斤食油、两斤黄豆，如果当月没有只能延期到下个月，面条还得从大米的定额中扣出来。没有粮簿的人们，如果没有粮票，即使手里有钱，也是没有办法买的。　　 那时的交通条件和商品供应一样，非常差。不用说村屯，就是偏远的公社所在地也还有不通公路的，即使通公路的公社，也未必有来往的班车，就是运输物资的货车，一个月也难得见几次。　　 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实行双休日制，干部职工、学校师生每周仅休息一天。学校领导为了照顾学生，星期六不得不灵活机动，下午都是提前上下课，以便家离学校远的学生能够赶在天黑前走回到家。星期天我们则要从家里挑着足够吃一个星期的大米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走路返校，除非家里有马让家长用马驮或在赶圩的时候送过来。除寒暑假外，这样的生活我们周而复始。　　 当时，我们大队共有九个生产队。第一生产队田多人少，人均粮食产量多，卖的统购统销粮多，集体经济相对比其他生产队好。为了便于在农活时节到公社拉农用物资，在“三夏”从田里往队上拉谷子，在秋收后往公社运送征购粮，第一生产队便购买了一部手扶拖拉机。要知道，那时候全公社仅有三部拖拉机呢。家住第一生产队的同学就比我们多了一份优越——如果碰在生产队到公社购买农用物资或运送征购粮，可以搭乘顺路车回学校。　　 有一次，第一生产队的队长开着拖拉机带着两个社员往公社粮所运送征购粮，家在第一生产队的三个同学便搭乘拖拉机返校。不幸的是，拖拉机在开到离公社约有五公里的地方，突然发生故障，由于坡陡弯急，队长在慌忙中处理失当，致使拖拉机翻下了十米多高的深沟。队长、两个社员和两个同学中途被甩出车厢，被树枝卡住，受了一点轻伤，而阿丰随车翻到沟底去了。事故发生后，队长和两个社员忍痛把两个同学扶到公路，又下到沟底，把阿丰背到公路，然后到附近的生产队雇请马车，把他送到公社卫生院抢救。在昏迷整整一个星期后，阿丰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三个多月后，阿丰的身体才逐渐恢复。那是阿丰的身体刚刚恢复的时候，我们本大队、平时和阿丰搭伙吃饭的同学又去医院看望他。　　 “阿丰，你想吃什么？”一个同学随口问。其实，现在想起来，当时提这个问题十分唐突，且不说市场上没有鸡、鸭、鱼、肉等可补身子的东西卖，就是有，我们几个学生哥也凑不起钱啊！　　 “面条。”阿丰不假思索地说。虽然阿丰说出的不是什么鸡、鸭、鱼、肉，而是这个现在市场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食品，但在当时确实把我们给难住了：我们哪有能耐给他弄啊！　　 既然已经向阿丰作出了给他吃到“想吃的”的承诺，我们只好回到学校，灰头土脸硬着头皮逐个向老师们求援。可是问遍了学校所有老师，竟没有一个老师家里存有面条。怎么办？虽然班主任的粮簿里面条的供应指标已经透支，但他还是带着侥幸心理到粮所去碰运气。哪知粮所的营业员说，如果有面条当然可以特事特办，供应指标可以再透支，遗憾的是，由于两个月前连降暴雨，县城通往我们公社的公路多处大面积塌方，未及修通，汽车无法通到我们公社，粮所里的面条早已脱销。　　 班主任无功而返，只好又向校长求助。校长只得厚着脸皮向兄弟单位领导求援。但就近问了几个单位近二十名干部职工，都没有好的结果，最后才在公社的一个老干部那里借到了五斤面条，遂了阿丰的心愿，兑现了我们向阿丰许下的承诺。后来我们从校长嘴里得知，这个老干部家里之所以还存有面条，是为了过一段时间为儿子求亲准备的。　　 这是这个年代的孩子们无法想象和难以相信的故事，但它却是我实实在在的亲身经历。直到现在，我还时常向年轻人说起这个关于面条的故事。因为我觉得，那个年代虽然物质极其匮乏，生活极其贫困，但人与人之间那种互助友爱的精神十分难能可贵，并希望在生活水平日新月异的今天，这种精神能够更加发扬光大，世世代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