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家村

　　连家村，洞口县城的一个偏远山村，四面环山，十几户人家，一字排开，积木般搭建在山脚，像一片狭长的柳树叶子。外婆家在村口第二户人家的后面，迈过高高的木头门槛，进入厅堂，厅堂是木质结构，直到屋垛，木板烟熏火燎经年累月，面上都积了一层黑的烟色，外墙为泥砖，用山上的黄泥，晾干烧制后垒成。木门、木窗，木门阔大，窗如眼，是昼与夜沟通的渠道。　　 屋前是晒场，泥地，坑坑洼洼，印满了人与岁月较量的痕迹。右侧有一口摇井，水泥砌成的井身，井边布满青苔，铁制把手摸得异常光滑，路人口渴时，右手掌着摇把，轻轻一摇，俯身下去，就能喝到甘甜清冽的井水。曾听外公说起，当年打这口井时，挖到几米深，一锄下去，汩汩的井水往外直冒，来势凶猛，吓得打井人急忙上窜，说是挖到了下面的暗河。这一切是不是真实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不管遭遇怎样干旱的年景，它都庇护着这里的人，让生活在荒凉里永恒，犹如这口老井，永不干涸，年复一年。　　 村庄对面是山，中间有一片平坦的水田。村人以种植为主，自耕自种，自给自足，日子虽然清苦，但这里的人们却敦厚朴实，坦然一笑，摊开双手，是啊，他们坚信用双手能改变生活的面貌。晴天雨天，村人都会往地里去，身披蓑衣，肩上扛把锄头，或者挽着篮子，拿把镰刀，即使什么也不做，只是去看看庄稼长势，也得走上一圈才安心。孩子高考不上，没有能力复读，便任由孩子背了行囊去广东闯荡。一个小小的村庄，随着孩子的离去变得更加冷清，从前的人语声，换做了现在狗吠与风声，村庄就像冬日里老旧风车下蹲着的母鸡，昏昏欲睡。　　 连家村从来都是一个小村，在青山白云下，少有瓷砖亮瓦的洋楼，依然保持着古朴的明清风格，家家户户的光景，如同各自手心里的谷粒，清晰明朗。一个薄薄的小村，却也曾养育过一个师部参谋，不过这已是解放前的事情。　　 邓星衡的名字不光是在连家村，在洞口县城也是一个传奇，老一辈人是知道故事的，而我只是从祖父、父亲、母亲等人口中了解到一些枝枝末末，然而依旧令我神往。老人与祖父交情莫逆，祖父诗集也是承他作序，我曾读过星衡老人的诗，他著的《白岩诗集》，我是见过的，只是彼时年少，不懂品读，但还是记住了其中一首《如梦令·题照》。　　 炎夏静栊愁昼，佳节异乡倾酒。怅坎坷前途，携妇挈雏奔走。依旧，依旧，辜负少年身手。　　 老人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十六岁南下广州就读于黄埔军校，毕业时恰逢日寇入侵，国难当头，他毅然随军北上。当时他在国民军中任连长，在一次战役中浴血抗敌，不幸全连皆没，自己也中弹晕厥，所幸友军救援及时，被人背下战场，捡回了一条性命。伤愈后又挂鞍上马，随部队征战四方。因为文韬武略，骁勇善战，没几年便官至师部参谋，当时村人极为钦慕，都以为出了一个人物。　　 就当人们以为他从此飞黄腾达时，不料他却辞官遁隐，飘然而归。我很奇怪，到底是什么让他舍下功名利禄的。　　 母亲说：他是回来结婚的，那个时候已经定下了亲事。　　 我很迷惑，究竟是怎样一个女子，会让他甘心舍弃一切，退隐山林，我更不知道，他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态，或者说，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父亲说：他是不愿意打共产党，不想国人自相残杀，所以才辞官的。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老人厌倦了官场争斗，更不愿意对抗友军，心灰意冷之下离去。从此甘愿偏安一隅，在洞口一中谋得一职，教书育人为本，闲暇时写诗作画，虽粗茶淡饭，却也怡然自得。　　 其实，按照辈分我应该叫老人一声二外公，每年春节，我们家都会派人去看望他，大人们或者是去履行人情义务，一年一年，用最简单的行动维系下来。我却是带着虔诚之心而去，每次出发，都心存感恩。　　 每次到那里，二外公都很热情，虽然已近九旬，身板却很硬朗，发须银白，精神矍铄。见了面，一一招呼让座，让儿女热酒端菜，很是客气，后辈们在酒桌上高谈阔论，老人只是面带微笑，一脸平静，像个智者。临走时，他又相送出门，一一作揖道别，情感真挚。　　 二外公一生清贫，住着简陋的泥瓦房，堂屋四壁也呈烟色，壁上挂有老人的亲笔墨宝，行文中满是正义慷慨之辞，卧室也很简单，一床一桌一椅，常客是风。当年的文革运动中，因为历史问题，老人曾受过各种压迫，许多前来无理闹事者被他一身正气镇住，可即便那样，还是经历过几次性命堪忧的劫难，二外公与二外婆始终不离不弃，唇齿相依。作为后来人，又怎能忘记当年呢？　　 后来，我已毕业工作，有一次接到母亲电话，说二外婆过世了，我不免嗟叹。不久，又从家中传来消息，说是二外公也过世了，两人相继而去，中间间隔仅月余，那时老人大约九十有几，在当地也算是高寿了。　　 连家村临山而居，古语有云：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我想，二外公是一个大智慧的人，他的脊梁也如这山，挺拔孤傲。从过去到现在，山不曾变过，他的性格也未曾变过。老人是沉默的，山也是沉默的，他们的力量，既坚强又隐忍，一如祖国的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