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近视越来越严重了，老师已经两次把我往前调桌了。尽管这样，黑板上的粉笔字还是越来越模糊。这时候，我便有了一个想配副眼镜的冲动。因为，我看到我们班的李海燕最近不知道从哪里配了一副乳白色的近视眼镜，这在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农村学校里是颇为稀奇的。我想，她有了这副眼镜，一定是看什么都非常清楚了吧。一段日子里，我很羡慕她。
我把这个想法先和母亲说了，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母亲是温和的和最可亲近的。母亲问我，要多少钱？上哪里配去？我说我也不知道，等我问问吧。母亲叹了口气，责怪我说:上学不好好学习，成天价没完没了地看大书（母亲把长篇小说都称为“大书”），眼不坏才怪呢！我低着头，不言语了。母亲批评的很对，因为我在课堂上不注意听讲，偷偷地看“大书”，最近我借人家的两部“大书”——《野火春风斗古城》和《红旗谱》都被老师没收了。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初中三年的时间，我们学校里的男生和女生却从来都不说话。但终于在一天的下午，当李海燕值完日，教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她提起书包刚要走的时候，我按捺不住地大着胆子叫了一声“李海燕”！她惊异地回过头来，脸“腾”地红了。她知道我不是今天的值日生，一定是和她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我也红着脸问:“你的眼镜从哪里配的？花了多少钱？”她机警地向四下里瞄了一眼，低低的声音说:“从北京的大栅栏儿，十块钱。”哦，知道了。谢谢你！”还没等她醒过神来，我拎起书包，一下子冲出了教室。
那天晚上，母亲还是鼓足了勇气对父亲说:“老二的眼越来越厉害了，什么都看不清。不行就给他配副眼镜吧！……这一程子他学习倒是上心了。”
我知道父亲脾气暴躁，是属于“一点就着”的那种，可是父亲在外人面前从来没低过头，按我们这里的说法是说“上联儿”的人。因此，我们哥几个因为淘气没少挨父亲的打骂。
忽明忽暗的煤油灯下，父亲正专心致志地编着荆条筐，修长柔软的荆条子在他的手上灵巧地跳跃着。好半天，父亲也没言语，依旧低着头编筐。也不知道是没听见母亲的话，还是心里有了怒气，故意不搭腔。我怯懦地站在一旁，心里却“突、突”地打着鼓，生怕父亲又发脾气，因为这关系到钱，父亲对钱财看得很重。
见父亲不说话，母亲又说:“有十块钱就够了。”
“十块钱？你知道咱们队的工值才两毛多，咱们两个上一天工也挣不了五毛钱。我白天上工，晚上偷偷摸摸编一宿筐，累死累活能挣几块钱？那可是十块钱哪！”
父亲的一番话，倒让母亲无语了。父亲说的是实话。那个时候，钱虽然很实在，却家家都过得很艰难。光靠天天上工挣的那几个工分，日子是很拮据的。幸好父亲从小就有编筐的手艺，就没白天没黑夜地编荆条筐，再偷偷摸摸地拿到附近三里五乡的村子里吆喝着去卖，来维持我们一大家子最基本的生活。荆条背筐和荆条篮子在当时的农村是抢手的俏货，干农活都离不了的。那个年月，谁家都缺吃缺喝，可父亲偏偏凭着他那双如花的妙手托起了我们一家八口衣食无忧的日子，引来食不果腹的相邻们一片艳羡。为了这个，在三天一小会五天一大会的全体社员会上，父亲没少挨队长和村革委会主任们旁敲侧击的不点名批评。可父亲仗着和村里一个副主任在穷困潦倒的青壮年时候一起跑过内蒙，并且两人还在荒凉的大草原上誓同生死焚香而拜，所以父亲依旧我行我素。革委会的干部们看着副主任的面子拿父亲也没办法，只好挣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父亲编筐搞家庭副业，在那个时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在搞“小自搂”，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幸亏有那点儿关系，不然一定会被扣上“四类份子”帽子，游街批斗扫大街，搞得你人不人鬼不鬼，饱受摧残不说，在人前也抬不起头来。
我以为我想配副眼镜这件事因为父亲的不支持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因为都十几天过去了，母亲没敢再提，父亲依旧不理这个茬儿。我自然不爱搭理我的父亲，整天耷拉着脸，一副气囊囊的样子，瞅都不瞅他一眼。忽然在这天，大家围坐在炕上一起吃晚饭的时候，不知怎么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父亲竟看着我笑了起来。我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到底要卖什么药，那副笑容现在想起来都记忆犹新，感觉颇有些瘆得慌。
笑过，父亲说：“老二啊，你不是想要副眼镜吗？你这个想法也不差。学生吗，眼不好还怎么学习。你说是不？”父亲突然能说出这话来，倒使我感到很惊奇，我抬起头来，才敢正视父亲，心里却忽然感觉很美好，好像点起了一盏希望的灯。
父亲又说：“我看这样吧，不是十块钱吗？供销社收购站在收购干羊草，你割羊草卖吧。你攒够五块钱，我再给你填上五块，我就带你上大栅栏儿。那地方早年间我去过，挺热闹的，咱们也开开眼去！”
我故意试探一下父亲是不是在逗我，便努力噘着嘴，也不言语，把脸又扭向了一边。父亲见我有些不大相信，立刻急赤白脸地说：“我都给你打听好了，收购站收的干羊草是一百斤两块钱，你要是想要眼镜就去割草吧！反正棒子地里有的是，你要是连羊草都懒的割，干脆学也别念了！”
一来我怕父亲又要发脾气，二来这回我彻底相信了父亲的话，竟喜不自禁地捂着嘴偷偷地笑了。
自此，我开始了长达半个月的割羊草的生活。
其实，农村里割羊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收购站在收羊草的时候是很挑剔的。沟沟墁墁上有的是千奇百怪的草，可那不是收购站要的，他们要的是棒子地里又长又嫩的青草。我和我最要好的玩伴儿小明一人手握一把雪光锃亮的镰刀，背着一个荆条大背筐，天天钻行在一人多高的棒子地里，忍受着黏湿的燥热，忍受着蚊虫的叮咬，还要忍受着棒子叶把我们的脸上和胳膊上剌成一道道血印子，火辣辣的疼。有时候我们还要花费很大的功夫找草，因为鲜嫩的青草不是随处都有的。有的生产队把一大块儿棒子地锄了一遍又一遍，一眼望不到头的墨绿的棒子地里干净得像洗过的盘碗，一颗草不见。我们每找到一块儿肥硕的青草地，欣喜的都要蹦起来。我们把一捆一捆的青草抱出棒子地，抱到地头，再整齐利落地装筐，用绳子勒紧，然后背在身上一路说笑着往家走。有时候我们感觉实在累了，我们便来到地头，躺在柔软的草捆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看雪山般的白云在宏伟空阔的天上不慌不忙地漂浮，听风的简单的歌声和棒子叶隐约地窃窃私语。
就这样，经过半个多月的割草和晾晒，透干透干的羊草在院子里码成了一垛。等我和父亲用小推车高高兴兴地把羊草推到供销社收购站一称，整整一百五十斤。父亲从收购员手里接过三块钱，平时很少对我们笑的他这次却笑眯眯地对我说：“这三块钱我不要，这是你自己的劳动得来的，还是你个人留着吧。不过你可要省着点儿花，不能见什么买什么。明天我就带你去北京！”太好了！听到父亲这话，我高兴的一时都不知道怎么好了。
北京！我一直神往的地方，是我们中国的首都。只是从课本上了解过它的美丽和璀璨，却一次都没去过。这夜，年少的我第一次失眠了。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怎么也睡不着，恨不得一下子天就亮了。熬啊熬，等啊等，终于盼到纸糊的东窗户渐渐显出了白色。父亲和我一起起身下炕，一人骑着一辆自行车，绕道三十里去县城，花了四毛钱把两辆车子存在了一个小旅馆里，然后再从县城坐上直达北京的班车，行驶一百公里到达北京。
到了北京，父亲又领着我换乘了市内公交车。当公交车行驶到天安门广场时，我还在糊里糊涂地东张西望。父亲急忙兴奋地对我说：“儿子你看，这就是天安门！”“看，刚建成的毛主席纪念堂！”“还有这儿，快看！人民大会堂！”父亲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在徐徐前行的班车上，一反常态地对初次来北京的我高兴地不住地介绍着。我也激动地凝望着快速掠过去的一个个雄伟的建筑，都有些目不暇接了。但是，与此同时，我分明感觉到车上有些人对我们父子明显地显露出鄙夷的神色，似乎在嘲笑我们没见过世面，是农村来的土佬帽。可是我的父亲光顾着给我介绍了，却对此毫无察觉。我突然感到我们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伤害——为我，也为我的父亲。
我和父亲的北京大栅栏儿之行，是我今生的第一副近视眼镜。那副眼镜，陪伴了我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白驹过隙，如今，我也步入了不惑之年。懵懂无知青春年少时喜欢看“大书”的我，现在也常常在报纸杂志上和
文学网站上发表一些文章。可是，我的父亲却老的不成样子了。近些年，他又患上了严重的老年痴呆症。他一天总是朝我们“呵呵”地傻笑着，我们问他什么，他什么也不回答。有时候，他两只眼睛死死盯住一个地方，好半天都目不转睛，嘴里叽里咕噜地磨叨着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话。有一次，一个在南方某军区担任过司令员的老首长突然来到了我们村，向人们打听他小时候一个最要好的玩伴儿，一个乳名叫“嘎蛋儿”，后来又随母亲从山里改嫁到我们村来的人。打听来打听去，打听到了我们家。我们记得很清楚，父亲当年曾不止一次跟我们说过，他从小在山里的时候，有一个和他最好的竹马之友，从小就出去当了兵，听说在外当了“大官儿”，可已经有几十年和父亲失去联系了。父亲还说，他的乳名叫“石头”，而父亲的乳名就叫“嘎蛋儿”。当村里人领着老首长找到了我们家，确认了老首长要找的人就是我的父亲，老首长上前一下子握住了父亲的手，百感交集。父亲，您不是总和我们说想要见见您这位“出息了”的“石头兄弟”吗？现在，他就在您的眼前了！可是，我的父亲面对着老首长——六十年都未曾谋面的、他从小情同手足的挚友，只是一个劲儿地傻笑，嘴里依旧叽里咕噜地磨叨着，我们都替父亲着急。可悲的是，那缥缈的往事在父亲的脑海中再也连不起脉络分明的记忆。见此情景，我们的心里一个劲儿地难受。一生戎马的老首长甚至连随同的警卫也都流下了难过的泪水。
后来，父亲自己走丢过一次，可把我们急坏了。我们在方圆百十里的县城和村镇都撒出了小广告。七八天之后，在知情人的引导下才好不容易在八十里外的京郊房山区李庄把父亲找到了。当时父亲跟个土人一样，满脸的污垢，衣服也脏的不成样子了，几乎都快认不出来了。第一眼看到父亲这样子，我的大姐“哇”地一声哭了出来，“爸爸——爸爸”一个劲儿地叫着。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在此时，我们兄弟再也憋不住了，眼泪也一个劲儿地往下流。再后来，为了防止父亲再出意外，我们想了一个法子，我们在父亲的脖子上挂上了一个塑料小牌子，牌子里边的硬纸板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我父亲的名字和我们家人的联系方式和地址，以及感谢之类的话。又过了将近两个月，父亲真的又丢了，这次不到一天就有好心人给我们打来了电话，我们便很顺利地找到了父亲，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父亲，您还记得那时候您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什么吗？您肯定不记得了，可是我们记得。您常说：干什么都没容易的！
父亲，您还记得那年您领着我骑着自行车取道县城奔京城，给我配的第一副眼镜吗？您还记得那一年大年初一的早上，您因为编了一宿的背筐，累的躺倒在了饺子锅里了吗？您还记得我的大姐小时候得了脑炎，在一天深夜您背着她步行三十里去县城给她看病吗？您还记得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您常给我们说书讲古，讲的是《济公传》和《三侠剑》吗？……
老年痴呆症，属于小脑萎缩，也叫阿尔兹海默症，在现代医学领域一直是难以治愈的顽疾，许多这方面的专家都对此回天乏术，望洋兴叹。所以，父亲的智力就像一两岁的幼儿，什么都不记得了，可是，我们都记得！并且永远记得！
小时候，父亲就像一座山，时刻护佑着我们，给我们坚实的依靠。
确实，父亲是座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