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收获】我们对父亲做了啥呢（散文）

　　时代的苦难和生活的艰辛，使父亲刚迈过七十门槛就“百”病缠身。见他行走摇摇摆摆很吃力的样子，我就请村里的老中医洪先生来诊治。望闻问切了一番，洪先生边盖医药箱盖子，边有些不耐烦地说“脱肛了”。我急问，是什么原因，洪先生更不耐烦了，一脸愠色几乎是吼叫道：“亏得！还能咋？”　　 我知道，他是在同情而又嗔怪着父亲。　　 我上大学，村里还处于生产队大集体时期，“劳动一季子，刚吃一篦子”，为了供养我，父母已筋疲力尽，我最后一学期的学费还是向我姨夫家借的呢。恢复高考的头一年，全村就录取了我一个。父母心里很自豪。但肚子却饿得发慌。实情他们从不向我透露半点。那时，我真傻，眼看着他们越来越面黄肌瘦，压根没往“温饱”上想过！　　 眼下，我领到了每月四十五块钱的工资，我要“救赎自己的灵魂”。　　 洪先生说，办法很简单：大补。　　 于是，我遵照大夫的吩咐，一边抓中药调理，一边买红枣山药食补。半个月后，父亲脸颊上有了红润的光泽，走起路来也有了劲道。　　 但新的麻烦又来了：父亲又便秘了。　　 喝藩茄叶，挤开塞露疗效都不甚好。看着父亲痛苦地度来度去，我忧心如焚！　　 洪先生说，喝蜂蜜疗效好。当时正值隆冬季节，村里唯一一家养蜂人说，不是时候，仅有的一点蜜是蜜蜂过冬的“粮食”。我低头丧气地往门外走去。刚到大门口，养蜂人撵了出来了，问：“娃，买蜂蜜干啥？”我回答说给父亲治便秘。养蜂人说：“等着！”时间不长，养蜂人提着个白塑料壶出来，“娃，孝顺父亲的人才是个人。叔买卖不做了，成全你这个孝子！”我接过塑料壶，感激地问他多少钱，他摆了摆手，转身走了，留给我一个消瘦的背影。　　 回到家，我担心节俭一生的父亲，舍不得“破费”，就守在家里，亲眼监督着他连续喝了三天蜂蜜。　　 第三天后半晌，躺在炕上的父亲急吼吼地要解手。我忙到脚地拿便盆。但还是来不及了……　　 父亲过世后，我就东借西凑在县城东边的郊区卖了一座勉强可以栖身的小院，将孤寂一人的母亲接在我身边。　　 这小院三面环路，只有南边与一位叫狗头的老汉为邻。搬家那日，我去他家借扫帚时见到了他。他从胡子拉碴的厚嘴唇里抽出黄铜烟袋，用下巴往堂屋指了指，说了两个字：“拿上。”接着又吧嗒吧嗒地抽烟，脸无表情，也再没吭声。此后，在路上打了照面，我问一句，他“嗯”一声。第二年的正月，县城有大型灯会。当时全县也没几辆汽车，我就想用小平车拉母亲去县城踅踅热闹，散逛散逛。问了一圈，邻居说只有狗头家有平车。我硬着头皮登上了撅邻居的家门。狗头还是从嘴里拔出铜烟袋，往窗外翘了翘下巴，说：“院里！”……晚上十点多钟，摸着黑，我拉着母亲往回走。邻近村口，有一条慢坡，我正弯腰气喘嘘嘘地拉车，突然觉得平车兀自向前蹿，我回头一瞧，只见狗头正满脸喜色地在推车呢。　　 想不到多少年过去了，这两件毫不相干的“鸡毛蒜皮”的事，竟像两盏镁光灯定定地投射着我，使我“流光溢彩”。　　 那位养蜂人，逢人就讲：　　 “人家新绪家那孩子真难得，老人拉了一裤子，又是擦又是洗，一点不嫌弃！”　　 老中医更是声情并茂：　　 “人家那娃到是寻的，亲生的有几个能顶住？新绪老汉多硬的一条汉子，披脸地流着泪说，我死都不寻思我娃……”　　 隔璧邻居狗头指着他的两个儿子的鼻子骂：　　 “我当初还不如把你们两个子弹籽摁到尿盆里溺死哩，看人家隔璧那娃咋对待他娘！”　　 这几张嘴巴在街坊们的闲言碎语中不遗余力地噏合，将我做的那点微不足道的事，善意地添盐加醋，把我塑造成他们所理解和期盼的“形象”，并在更大的熟人圈子里像村巷里的风一样传播。这些“溢美之词”像厚厚实实的白雪，掩埋了我多少做人做事的瑕疵，像海风鼓帆，助推无数我所熟悉或不曾谋面的陌生人给了我许许多多实际的帮助和无形的支持！　　 对此，我感到汗颜，感到羞愧，同时也感慨万千！　　 我不止一次——尤其是当了父亲，当了爷爷之后，思忖：　　 从呱呱坠地到生活自理，父亲母亲为我付出了多少？而我为他们仅仅做了那么一次两次当儿子理应做的事，他们就热泪盈眶，感念不已；邻居们就挂在嘴上，奔走相告！人们对儿女的企求真是低得可怜，低得让人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