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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枫】和共和国一起成长(散文)

时间:2019-11-17 05:21
     当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我也挣脱了母亲的怀抱,迈开两条稚嫩的小腿,走出了人生的第一步。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儿童,每当我想到共和国70年的风雨历程时,就会想到我人生70年的艰难坎坷……   童年是幸福的。目不识丁的父母把我当宝贝,说我给家带来了福气。自从有了我,天下太平,有房有地,有吃有穿。老师把我当宝贝,说我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1958年,干部开会说:“到共产主义了,往后吃饭、穿衣、剃头、瞧病国家全包了。”我兴奋极了,想不到天天唱、日日盼的共产主义说到就到了。男女老少兴高采烈地拿着锅碗瓢盆去吃食堂,小学生排着队唱道:“共产主义就是好,一天三顿吃得饱,妇女不用绕锅转,男人不用把心操。”不用操心的结果是,大堆的红薯刨出来没人往回运白白烂在地里,女人放卫星摘的棉花懒得往回背,瞅个没人的空儿往外村地里一倒拔腿就跑。再后来,自然是饱饭没吃几顿便换成了稀饭。长大以后才明白,那是年轻、幼稚的共和国遭受了天灾、人祸,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共产风、浮夸风导致了那场罕见的饥饿。   就在我这个乡下女娃挨饿的时候,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也在与全国人民一起承受这场灾难。吃定量粮食,以野菜充饥。上高中时,文化革命开始,我又和千千万万个同代人一样,行为、思想完全乱了方寸。在我们变态的眼里,辛勤耕耘、谆谆教导我们的老师成了牛鬼蛇神,过去南征北战、为共和国诞生负过伤、流过血的县委领导成了走资派,于是,满腔愤怒地斗得他们七倒八歪。此后,大串联,跑遍了全国各地;打派仗,拼个了你死我活;上山下乡,尝够了失落和痛苦;当临时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一生中最佳年华就这样逝去了。   1976年,年轻的共和国苏醒了,结束了长达10年的动乱,从而走上了经济建设的正确轨道。我也苏醒了,但已人到中年,既是3个孩子的妈妈,又是3个老人的孩子。丈夫常年在乡下教书,拮据的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永远也干不完的家务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胸无大志,未老先衰,连理想、事业、奋斗这些名词都羞于上口。但是,与共和国同悲欢共命运的人,也有着与共和国同样坚韧的性格和永远向上的勇气。痛定思痛之后,我决心走自学成才的路。于是,工休日、上班前、晚饭后,在安排好老人、孩子生活之余,又拿起早已陌生了的书本,握住怎么也不听使唤的钢笔,读书、学习、写作。一听说我想写文章,百余人的县办小厂不亚于扔进一颗炸弹。好心的工友劝我死了这条心吧,没见过三十半辈子的老娘们能成啥气候。我笑笑说:“花开四季,各有千秋,我像秋菊,在百花盛开的季节,默默无闻,当万花凋零之时,才昂首怒放,你们就等着瞧好吧。”也有人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狗咬月亮想得高。对此,我只信奉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   说也奇怪,小说《金秋》就真的变成了铅字。当我接到那张17元钱的汇款单时,一个人痛痛快快地哭了个够,笑了个够。1973年,当时我还在一家县办工厂当临时工,尽管年已三十有六,尽管上有七八十的老人,下有三个年幼的孩子,但当一得知郑州大学要在安阳招收函授学员时,多年泯灭的大梦便腾然复活了。于是报名、买书、借资料,当这一切准备就绪后,离考试也只有十天的时间了。十天里,别说还要上班,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吃喝拉撒睡,就是把全部的时间都用上,那早已生疏的一大叠书连看一遍也来不及,况且请假是要扣工资的,我那本来就拮据的30多元钱的工资,也实在舍不得让人家扣,无奈只得开夜车占午休。那时,全家人挤在一间又黑又潮的小屋里,夜里蚊子多得恨不得把人给吃了,实在咬得受不了,就在身上抹满了万金油,就这样仍然被咬得满身疙瘩。午休时,搬个小凳子坐在树荫下,旁边放一个浇花的喷壶,实在瞌睡的不行了就往脸上喷水,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就这样十天后我走进了考场,按说题并不难,但我能记住的却更少,只好凭着一些模糊的记忆去发挥,还算幸运,我考上了郑州大学在安阳的第一期函授班。第一次听课时,在一个大厅里,当我心情忐忑地问老师:“我这算是大学生吗?”老师立即大声宣布:“你是大学生,你们是大学生,你们都是真正的大学生。”在座的学员个个激动的热泪盈眶,把手都拍疼了。三年后我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大学毕业证。   1985年,安阳县委领导在了解了我的全部情况后,破格将我调进县委机关。几年来,发文章、受奖励、入党、当先进、加入省作协,走上领导岗位,无一不因心中装着一个神圣的她——共和国——母亲,又无一不因共和国始终没有忘记她的第一代儿女。今年是祖国七十岁华诞,她蒸蒸日上,日新月异,外不惧敌,人民安好,我知道,我会老,会死,但祖国母亲会永远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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