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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腊梅花开始在远近的村子里飘香时，城里的打工族便忙碌起来。忙于托关系订车票，忙于制订采购计划，忙于买“闽西八大干”“闽候龙眼”“福州紫菜”，忙于与家人通电话，唯有我仿佛置身世外。在这过年的气氛日浓的时节，我与朋友相约去逛书市，在大街上散步，走着走着，朋友忽然随口冒出一句：“嗨，今年，你去哪过年？”接下来几天，这句话仿佛成了网络里点击率最高的焦点话题，排山倒海的泛滥起来，这句话竟然演变成了见面时的一句关心与问候，无论碰到谁都是相同的话，让人难以抵挡。
去哪过年？这对有家的人来说是非常简单的问题，曾让我讳莫如深。
“回家过年”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声召唤，而家在山区农村的我却从来都没有听到过这声招唤。打我考入这座城市的大学后，每年年底，我都会收到父亲写给我的一封长信，在除夕的黄昏，我打一杯开水，泡一碗快餐面，读着父亲的来信当作晚餐。我知道在父亲的信里不会有回家过年的字眼，就连与“过年”有关的事也是绝口不提，因为他无法给予我往返的火车费与来年的学费，所以，我总认为父亲活得非常的窝囊。每年，看着一群群校友像燕子一样冲出校门，挤上火车站，奔向回家的路，我只能扭过头去，在户外广告栏里弓着身子刷一排排的求职标语，把那份羡慕与嫉妒发泄在一桶桶的浆糊里。回家的冲动让我心里无数遍地对自己说：再忍一年，我就再也不用交学费。再忍一年，我就有了崭新的工作。
父亲在我念大学第一年里的信中写到：“又要开春了，家里的人、牛都好，你妈身子还硬朗着，你要保重身体。”第二年的信里，他告诉我，村里开始修公路了，你姐姐嫁了户好人家。第三年，他告诉我，家乡下了好大好大一场雪……
总算挨到了大四。毕业前夕，我早早联系到一家民营企业实习，因为我工作卖力，老板破例给了我这个工作不满两个月的新员工一笔足够回家的过节费。我攥着这笔过节费，产生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像我的校友们当年一样奔向火车站。买一张有回程的火车票，但当我把钱送到售票窗口的时候，我的手又缩了回来。我长这么大，还没有给母亲买过一件过年的新衣。想到父亲来信说，家里的那头耕牛老了口，怕挨不过冬。想到新年过后，我将要正式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我得给自己买一双像样的皮鞋，从家里穿来的那双皮鞋已经补了六次，前后跟都磨平了。想着想着，我的心里酸酸的。那一年，我没有回去过年。我在信里对父亲说，我给家里寄了点钱，告诉母亲，我明年想回家过年。
工作后的第一年，我只是一名从事基层管理的小职员，薪水并没有我在学校里想的那样丰厚，一张张的钞票等我拿，但比做广告监临时工要强多了。没有了昂贵的学费（对家在农村，靠耕牛为生的我的家庭而言），我的开支变得异常简单，除了吃快餐，买牙膏、牙刷、袜子之类日用品，其余都可能剩下来。到年底的时候，我攒足了3000元钱，准备回家，却正赶上公司来了一批国外的订单，必须马上安排生产。效益是企业的生命，作为生产管理人员，一名新来的大学毕业生，留下来加班责无旁贷。于是我在办公室里度过了没有烟花、炮竹的新年。那一年正月初五，父亲病故。
工作的第二年，我终于成了一名管人的中层干部。年底，买了两张火票，终于挤上了火车，打算衣锦还乡了。女友却抵不住她家在城里的父母一遍遍手机铃的召唤，拖着我到她家里过年。看着她倚在我肩上，满足地睡去，我却无法拒绝。当火车驶进家乡省份的地界时，雪开始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是一种巧合，抑或是心灵的感召，一种想回家的冲动，让我一次次地打开车窗。我仿佛看到母亲立于冰天雪地的村口张望，大片大片的雪花落在她已羸弱不堪的躯体上。那一年，我醉到在女友及家人殷情的酒杯里，那一年母亲患上了肝硬化，在迎春花绽放的时候，安息在了那片厚重的泥土里。
父母仙逝，回家与父母团聚成了我永远无法实现的梦，也使我每每难踏回家之路，无法在喜庆的佳节里面对人去楼空，物是人非的那种悲怆，于是我在“去哪过年”的问题上徘徊了整整八个春秋。
今年，儿子出生了，我对妻说，今年买两张车票吧。妻惊愕地望着我：“今年还去父亲家过年，”“不，今年，咱要回家过年，拜望等了我们八个春节的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