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韵小说】一忆七十

　　一忆七十　　 　　 一九一六年，我六岁。　　 那是正在长记性，也正与开裆裤进行告别的年龄。于是，被不开裆的裤子建立了一道人事档次上的差别，从而将我跟那些还露着茶壶嘴的小屁孩们隔开一个级别，同时也给我自己的撒尿增添了麻烦。我的回忆，就从那年的春节发端。　　 不开裆的裤子，簇崭新的，从大年三十夜里放在床头，正月初一开始穿起。新裤以及新衣，还有一些专门为过年而装备起来的好吃的东西，糕啊面啊麻糍啊，糖果瓜子等等，穿着体面，吃着味美。真是令人喜笑颜开，兴高采烈，很有精神。　　 但我在正月初二那天，因为尿急，再加上穿惯了开裆裤，昨天已是一整天像大人那样正儿八经很有礼貌的过了，今天便熬不住的要顽皮。在顽皮中更是疏忽了裤子已不开裆，便往地上一蹲的当下，将一泡尿全部灌在裤子里面。母亲赶紧过来给我换裤子，父亲过来打我屁股，打得我哭丧似的号啕了一阵子。　　 爷爷对着我的号啕一个劲的直皱眉头。他说，大年初二见哭声，这是不吉利的。　　 结果，真被爷爷说中了。过了十个月，七十九岁的太公（曾祖）寿终正寝，就像是菜油灯没油了的熄灭。爷爷懊恼地说：这老头子，要是再挺上二年，就是村里最长寿了的。　　 太公的丧事，甚是热闹。我爷爷共有四个兄弟，五个姐妹，这九个全是儿孙满堂了的。再加上村里的人几乎全部都来送葬。那队伍排起来有好五六百号人呐。连邻村的地主都对这个场面表示了敬意，派他儿子拿着千张油烛过来祭拜。　　 我家的祖祖辈辈，至少是从太公开始，全都种田为生。好像，听太公说过，太太公（高祖）是从外地跑过来在这里落户的，他曾经做过生意，算是半个商人。太太公之前的上代都是干些啥的，我就一无所知了。反正，我家没有宗谱，家族往事只在口口相传之中。　　 我的父亲，跟爷爷一样，是个老实本份的庄稼汉。我的母亲，是个极其普通的农妇。我有一个姐姐、二个弟弟、二个妹妹，基本都是差了一岁。由于家中人口有点多，父亲年复一年起早落黑辛辛苦苦的劳动收获，每年能有一丁点儿的剩余就会使全家开心快活的了。　　 总的来说，我们除了过年三天暂且好吃好穿，平日里全都是有得吃但吃不好，有得穿但穿不好。而那时的人们，一般也就都是这个样子。能够吃得好穿得好的，整个乡里就只有十几家祖传了十七八代的绅士地主。　　 我家的那个乡，离县城很近。我家门外不远处的那条河，就叫作护城河，其实它是护城河的延伸段，从护城河伸出来五六里。与河相比，我家离城的路却是远了好几倍，那条七转八弯的三尺来宽的泥土路，要走上十多里才到城门口。每逢下大雨，村里人几乎全部都是足不出村，倒是使泥土路面不会泞。当然，护城河里的水会被雨给下得溢出来，一直流入我家和邻居马家共用的水沟里。　　 在护城河溢出水的时候，我和姐姐，七岁的大燕，还有邻家的小马，他小不了大燕一岁，跟我同龄，我们三人全都戴上竹笠，按照以前父母教的方法，在水沟里安置了一张三尺多长的渔网，恭候着河水的到来。那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和大燕、小马兴奋异常，被水冲过来的鱼儿几乎全部落入网中，一次往往会有好几斤。把鱼放入鱼篓，乐颠颠地拎到二里外的小集市去卖掉，卖来的钱虽然要交给爸爸，但可以漏几个去买点零食吃，令我开心得很。这是开启并激活我忆思的索引。　　 　　 六岁之前的事情，我已经全都记不起来了。之所以六岁能够记着此前的学会了水沟里网鱼，而现在七十六岁，隔了七十年，就给忘了，可见，记忆是有层次的。当六岁的记忆足以掩盖并代表了此前的重复，更久远的往事便还给逝去的岁月了。　　 我对于六岁那年能够记起的回忆，还有一件比网鱼印象更深的事情。那就是跟我同睡一床的，除了原先的姐姐大燕，还加上了妹妹，五岁的三燕。　　 男的跟男的一床睡，是好朋友；男的跟女的一块睡，要搞花头。父亲母亲一起睡所搞出的花头，是一年生一个孩子。不过，从我六岁那年开始，父亲跟母亲要把全部精力对付生计，已经不再一头睡了，实行分枕法，父亲朝东，母亲朝西，大床朝屋顶，各睡一头枕。　　 老话说，一男二女是盘花，三男四女活冤家。我和姐妹弟的总共六个，已跟三男四女共七个的地步只差再增加一个妹妹就达到了。为了避免跟儿女成为活冤家，父亲跟母亲就只好迫不得已地杜绝了他们搞了好多年的花头。　　 我和大燕、三燕一起睡，虽然也会搞花头，但那仅仅只是属于手上的好玩，是将挠痒痒的地方改了，从白天的往腋窝里挠，变成床上挠到裤衩里去。我总是被搞得一败涂床，大燕、三燕两边夹攻，使我防不胜防，很希望能有一个弟弟过来与我同床协力。　　 我是二狗。二个弟弟分别是四狗、五狗，最小的妹妹是刚满了二个月的幺燕，他们三个正以年幼的理由跟父亲母亲一起睡。其实，是父亲母亲宠着四狗，他已四岁了还被母亲当他二岁，经常给他吃奶，三岁的五狗则是已经断奶。　　 我的家里只有三张床，还有一张是在楼下给爷爷睡着。父亲早就说了，说等我十二岁了就得下楼去跟爷爷一起睡。因为，十三娘，十四爹，三十六岁做爷爷。农村里的女孩子，十三岁就可以谈婚论嫁。所以，等大燕十三岁时，就再也不可以跟我同睡一床的了。　　 爷爷曾经做过牌长，那是清朝实行牌甲制的户籍管理，十户一牌，十牌一甲，十甲一保。后来，父亲犹如子承父业般的做起了甲长，乃是因为民国时期将牌甲制改为保甲制，十户一甲，十甲一保。爷爷的能够当上牌长，在于他的勤劳能干，从佃户出身，刻苦努力了三十多年，发展到买了几亩薄田，这么个成为自耕农，在地方户籍的登记册之中有了名份，并在十户自耕农中显得优秀，从而在五十岁被推举为牌长。　　 我们村里，佃农以及雇农的人数，比自耕农多了许多。自耕农，就是自田自种的农民，田地收成的十分之一要缴税，交给政府。佃农，是给地主种田，不向政府交税，田地的收成与地主二五平分。雇农，分为长工、短工，跟佃农有些差别，佃农甚至世代固定于一个地主，雇农不固定于一个雇主。　　 农民的利益在于农田，从田地的收益上看，佃农不如自耕农，但自耕农是要掏钱去买田地的，买一亩田地的钱至少是佃农好几年收入一个子儿也不开销掉的全部积蓄。如果买田地的钱能够顺利的放利息借出去，那么，利息的收入也就抵得过田地收成上的不足。再加上自耕农是直接向政府交税，佃农不必跟政府有接触。所以，做自耕农与做佃农到底哪个好一些，没有哪个说法是占了绝对性的优势。　　 我爷爷的不做佃农，去买来田地，村子里有许多人说他傻。我那个自耕农的身份，后来不如佃农、雇农来得光荣，乃是祖传的。　　 　　 一九一八年，我八岁。　　 有人跟父亲说：你家二狗人也聪明，该去义塾读书了吧。　　 父亲说：二狗就算了，以后让四狗去读书，我看啊四狗比二狗更聪明。　　 义塾就在我们村子二里之外的集镇边上，是街上大绅士周老爷的上代创办的。义塾里读书不交钱，读书就像一种义务。虽然这样，去读书好比有义务做了，就不能去干些别的活儿，等于给家里造成劳动力的损失。因此，免费的学也是不容易上的。我们村里，跟我同龄的几乎没有一个去上学。　　 听说，周老爷每年都会派人来劝说。结果，劝了也是白劝。对于世代务农的庄稼汉来说，读书并没什么用处。至于佃户，更无用处，他们根本连写字、算账的机会都没有。人们都说：连秀才、状元都不考了，读书除了花钱去买书，又还能干些啥呢！　　 在乡里，我们村子不是最穷，但佃户、雇农最多，最不愿让子女去读书。因此，是个最被全乡瞧不起的村子。这也就说明了读书是一种体面，是有条件了才可以去把握的。　　 我记得有时候网了鱼去镇里卖了后，会去义塾逛一逛看一看，很羡慕那里的同龄人他们的衣服穿得干净、齐整。我并不羡慕那些同龄人的书声朗朗，因为，他们就像唱小曲，而我会把小曲子唱得比他们既响亮又好听。并且，大燕唱得更好。　　 按照我们村里人的说法，大燕是同龄女孩中最漂亮的。几乎全村的同龄孩子都乐意找机会跟她玩并努力讨她欢喜，尤其是邻家小马，他总要想方设法找我鼓动大燕一起玩玩过家家。　　 但我不喜欢玩过家家，那是一种小孩子模仿大人的男女之事的游戏，它的最主要的项目是拜堂成亲和生娃娃，完全就是床上搞花头的那一套。我可不想让小马来沾大燕的便宜。　　 我更是不喜欢大燕。因为，我的衣服裤子，除了过年那几天穿的那套是专门做给我的，其余便都是她穿过的。还有，她睡觉时很霸道，会把我挤下床，并且她是故意的。并且，她很会伪装，在大人面前很乖巧，专门反衬我的笨。　　 其实，我顶多只是比她笨上百分之一左右。就那个百分之一，它总是先入为主地被她抢去先机，使我有时候连心里的想法也会被她揣摩去了，以至于跟她作对，我从来不曾取胜。　　 　　 一九一九年，我九岁。　　 那年秋天。家乡遭了至少五十年不遇的水灾，大雨一连半个多月，发大水了。村里的房屋大多都是搭土坯或用小青砖砌成薄薄的隔斗墙，受不了大水的冲击，塌垮掉了，甚至有一个老太婆被水淹死。　　 所幸我家除了房子垮了，人人平安。父亲和叔叔以及四个堂伯、三个堂叔一起，同心协力，撑着船儿，把那些漂浮在水上的房梁、柱子、门板、楼板、窗板以及椽啊檩啊全部捞到一块，用绳子拴着。他们又潜入水中，在原先盛放番薯的地方摸出一些番薯。我们挤在小船上过日子，就靠番薯充饥。　　 洪水退去时，放眼望去，田地和原野全是一囫囵的，几乎没什么差别。好了，这就苦了像我爷爷我父亲的自耕农，要免费出力打理自家的田地。而佃农们就以遭灾了为理由，跟原先的地主解除关系，去打理另一个地主家的田地，这么个从佃农转变为雇农，就有工钱可赚。　　 在这个很严峻的对比之下，很明显的自耕农不如佃农。使爷爷十分后悔当初的买田，气得犯了病，过了半年，去世了。爷爷的丧事很是简单，因为，正处于家里及全村最穷的辰光。　　 当然，爷爷的犯病而去世，跟水灾之后人们普遍断粮，很有关系。一饿百病生。那时，大人们一边是重新营造房屋，用梁、柱、椽这些东西搭棚子般的构成简易房，先要有得住了再说；一边是整理田地，等待下半年有收获；一边是坐吃山空，吃尽了一切余粮。为了勉强果腹，就只好去寻找树叶、草根。我至今还比较清晰的记得住，榆树叶吃起来比较爽口，柳树叶则是苦而难以下咽。　　 为了不吃树叶、草根，我们这些孩子纷纷跑向周围较远的灾情轻些或没受水灾的村庄以及城里去讨饭。虽然，老话说：饿死不要饭，穷死不做贼，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但真的挨饿了，哪能不出去讨饭呢！不过，大人们一是有事要做，一是碍于面子，他们不去讨饭，支持我们小孩子去。　　 我们小孩子结队行动，一到一个村子，立即分头行动，各自散开，挨家挨户乞讨。我每到一户人家，就往门前一靠，手里的碗随之伸了出去。遇到好心肠的或揭得开锅的人家，一般都会给我一小块红薯或半碗稀饭。　　 大燕的运气比我好多了，她遇上一户好人家，竟是把一块麻糍给她吃。我们更多的是运气很差，一整天都讨不到任何可食之物的时候，只好饿着肚子。而我们讨到的食物并不全部都是送进自个儿的嘴里，每次只吃一点点，剩下的拿回到家里和父母所寻的食物合在一起，由父母酌量分发给全家之人。　　 　　 一九二一年，我十一岁。　　 父亲当上了甲长，四狗这才开始去义塾上学。父亲已经不想让四狗去上学了的，水灾之后的境况一直不好。听老一辈的说，一次大灾，总得五年甚至十年才会完全恢复过来。因此，父亲想让四狗也在家里干活。但他做起了甲长，就要充一充表率，便接受了周绅士的派人来劝，送四狗去义塾。　　 父亲的当上甲长，这是经过保里之人商议决定的。村里人们都说：哪有老爸做过牌长儿子不顶替上去的道理，除非二狗他爹去做流堕或当土匪。　　 这话是啥意思呢？乍一听，像是一句玩笑式的闲话。其实，不是。那是说明了当时，遭灾和挨饿，使一些人堕落成了无业游民，甚至做起了土匪。因为有土匪，所以，世道不平。　　 在我印象极其深刻的记忆中，那年的冬天，天气异常寒冷，田里的泥土都被刺骨的寒风飕成一道道刀砍斧劈般的裂口。每年的隆冬，越冷越是庄稼人赶集的好日子。因为，最冷的时节，是最无事的农闲阶段。所以，村里人纷纷上街。有一天的黎明，父亲早早出门赶集，他要上街去卖掉家里的老黄牛。老牛难以过冬，如果过不了冬的死了，那就亏得大了。为防万一，把牛卖掉，等到明年开春后再买新牛，既不误农时，又安全保值。并且，眼上识牛的还有着买新牛时赚点便宜的可能。　　 那一天，日子显得特别漫长。中午时分，我们围坐桌边等候父亲回家吃饭。母亲把几个冷了的红薯烤了又烤，口中不停地念叨着：二狗他爹，怎么还不回来啊。